引子
本文写一个人和一件东西。本篇主角是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法国化学家、微生物学家，1822 年生于汝拉省多勒，1895 年卒于巴黎近郊；东西是「看不见的敌人」这个概念本身——在 1860 年代之前，人类对传染病的成因只有四种解释：空气坏、水坏、人自己身上带的「坏气质」、以及一种说不清的「自然发生」。巴斯德的工作没有直接推翻这四种里的任何一种，他做的是一件更基础的事：他把「空气」拆成了两半——可以流动的那一半，和悬浮着的灰尘那一半；而后证明，杀死发酵与腐坏的，是后者。
这个拆分一旦完成，后面的事情就都顺了。酒会坏，是因为另一种菌落进了坛子；蚕会病，是因为另一种微粒被带进了蚕种；羊会死于炭疽，是因为地里的芽孢被蚯蚓背上了草场；人被狂犬咬了会死，是因为病毒沿神经上行，而沿神经走的时间是可以被抢在前面的。「看不见的敌人」由此成为一个可以操作的对象：不是靠祈祷，不是靠空气流通，而是靠排除、杀死、或者抢先。
卷一一个学徒的起点（1822—1848）
一、多勒的制革匠之家，与一个念不太出声的孩子
巴斯德生于 1822 年 12 月 27 日，地点是汝拉省的多勒（Dole）。父亲让-约瑟夫·巴斯德是制革匠，原为拿破仑军队的一名军士，战争结束后转业皮革行；母亲让娜-艾蒂耶内特·罗基。这门手艺决定了这个家的气味，也决定了巴斯德一生与「有机物如何在无氧环境里变化」这个问题的缘分——制革用的鞣液与浸液，本质上就是一堆正在被微生物改造的动物组织。
家庭在 1827 年迁到阿尔布瓦（Arbois），四年后又迁到马尔诺。巴斯德是五个孩子中的第三个。他 9 岁才上小学，有读写障碍，被《自然》杂志后来的传记作者描述为「对阅读和书写有困难的孩子」。他 15 岁时开始给父母和邻居画像，作品后来被保存在巴斯德研究所的博物馆里。这些素描今天仍能说明一件事：这个后来被称为「化学家」的人，最早被承认的手艺是画。
1839 年他转到贝桑松的皇家中学，1842 年毕业。1843 年他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École Normale Supérieure），在让-巴蒂斯特·杜马的讲座下开始系统训练；随后又到国立工艺学院听布辛戈的课。1845 年取得学士，1846 年被派往图尔农的国立中学教物理——那是一份乡村教职。[1]
命运在 1846 年转向。当时在巴黎高等师范发现溴元素的化学家 Antoine Jérôme Balard 需要助手，把巴斯德从图尔农调回巴黎。巴斯德后来说，Balard 曾为把他留在高师做过一番努力——这位导师为一位学生争取编外研究助理的位置，其执着程度与巴斯德日后在科学院走廊上的作风一脉相承。
本卷第一节说巴斯德 1827 年随家迁到阿尔布瓦，1831 年又迁往马尔诺，1839 年离镇去贝桑松念中学——阿尔布瓦是他从七岁到十六岁长大的地方。他父亲让-约瑟夫是制革匠，门下手艺就是鞣制鞣液，而鞣液本质上是一堆正在被微生物改造的动物组织；这条河堤下的水、这些老屋里的气味，构成他后来一辈子追问的问题的日常背景。
需要说明的是：此帧与 Wellcome 另一件藏品（馆藏号 L0001837）拍的是同一处河段、同一座石桥，差别只在两次冲印的深浅，本文据边缘叠合比对确认二者为同一场景的两次冲印，故只取此帧。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二、1847：两篇博士论文，和一篇关于酒石酸的报告
1847 年，巴斯德在同一年里提交了两篇博士论文：一篇化学，一篇物理。化学论文的题目是《砷酸的饱和能力研究——钾、钠与铵的亚砷酸盐研究》；物理论文是《一、关于液体旋光现象的研究；二、液体旋光性在解决若干化学问题上的应用》。第二篇题目里藏着他一生的路线：先做基础现象，再把现象拿去解决别的学科的问题。
这个「先现象、后应用」的做法，在他研究酒石酸时立刻见效。当时的化学界知道：从葡萄汁里得到的天然酒石酸会使偏振光右旋，而人工合成的消旋酒石酸不旋光；两者化学成分、分子式完全相同，差别不明。这个问题已经悬了二十多年，1847 年由米切利希（Eilhard Mitscherlich）提出实验报告，说两种酒石酸的钠铵盐对偏振光的作用不同——这个报告后来被证明是米切利希的实验操作出了错。
巴斯德把这件事拆成了两半：一是晶体的几何，二是分子的几何。他先证明：消旋酒石酸的钠铵盐在母液中结晶时，生成的晶体一半是左旋的、一半是右旋的，两者在几何上互为镜像，不能互相叠合。然后他用镊子在显微镜下把两类晶体分开，分别配成溶液，放进偏振光仪：左旋溶液使偏振面左偏，右旋溶液使偏振面右偏，角度相等；混在一起则两者恰好抵消，表现为「不旋光」。
这一步的意义超出了化学。巴斯德在这里第一次把「同样的化学式，可以有两种互为镜像而不能叠合的空间排列」这件事变成了看得见的东西——一面晶体的斜切角。这个概念后来叫手性（chiral），它统治了现代药学的半壁江山：一个药物的两种镜像异构体，可能一个治病、另一个无害甚至有毒。
「既然天然酒石酸与合成酒石酸的化学反应完全相同，差别只能在于它们的分子排列方式；而既然这种排列方式能够被偏振光测出来，就必然是非对称的。」 本文据巴斯德 1848 年在《化学与物理年刊》发表的论文内容转述；原文表述见该文及 Vallery-Radot 传记第 4 章
画面中的巴斯德约三四十岁，礼服与领结齐整，短须修得极短，是典型的第二帝国时期卡式肖像（carte de visite）样式。这种小尺寸照片卡片正是十九世纪中叶照相馆的标准化商品，可以整套购买、互相交换，也是所谓「名人像卡」风潮的产物。
它之所以属于本卷第二节，是因为巴斯德 1847 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同年提交化学与物理两篇博士论文、1848 年因手分拣酒石酸晶体而一举成名之后，需要的正是这样一批可分送、可陈列的形象。这张照片摄于他成名之后若干年，已经是一个有资格拥有标准像的人。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Musée Carnavalet／Paris Musées 藏，CC0。
三、1848：用手分拣晶体的人
巴斯德的 1848 年由两个动作构成：用手分拣，和被人当面检验。
第一个动作是纯体力的。他在显微镜下用镊子一粒一粒地把混在一起的左旋晶体和右旋晶体挑出来，分别堆成两堆。这是没有任何仪器能替代的活儿——要靠晶面上那一处极小的斜切角来判别，而这处斜切角只有放大后才看得见。他后来描述自己当时坐在高师 rue d’Ulm 那间小屋子的长凳上，一粒一粒地分了两堆。[1]
第二个动作是致命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他跑到毕奥的实验室去当面演示。毕奥是旋转光学的开创者之一，已经研究了四十年；他要求巴斯德在自己家里重做一遍。旋转光仪的两支读数一正一负，幅度相等。
毕奥在回忆这次演示时说过一句被反复引用的话。巴斯德后来在《Pasteur et la philosophie》里保留了它：
「我亲爱的孩子，我一生如此热爱科学，以至于这件事让我心跳加速。」 Jean-Baptiste Biot，1848 年；转引自《Il Nuovo Saggiatore》所录巴斯德原文 « Mon cher enfant, j’ai tant aimé les sciences dans ma vie que cela me fait battre le cœur ! »
毕奥在把巴斯德介绍给米切利希时说：「我的年轻朋友，你可以说你做成了一件大事：你发现了连这样一位人物都没发现的东西。」米切利希当时的回答带着一丝不情愿：「我曾如此仔细、如此有耐心地研究过那两种盐，其最小的细节也无遗漏；既然你已经建立了我没能发现的东西，那一定是有一个先入之见指引了你。」米切利希说对了一半：巴斯德确实有一个先入之见——分子层面的不对称，应当在一切允许不对称的外部性质上显现出来；这个预判让他在遇到「有些物质能旋光却不生成不对称晶面」的困难时，没有把它当作不可逾越的反例。
1848 年，巴斯德在巴黎高等师范取得物理化学教授职位之前，先到第戎国立中学短暂教了几个月物理，随后到斯特拉斯堡大学任化学教授。1849 年 5 月 29 日，他与斯特拉斯堡大学校长之女 Marie Laurent 结婚。婚后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因伤寒早夭。[2]
本图为本文自制示意图，节点年份据本文正文各节所引一手文献与权威传记逐条排定，非任何原始图表的复制。图像来源：本文自制，版权归本站所有。
卷二蚕的瘟疫（1848—1865）
四、一封从巴黎寄到阿尔布瓦的信
蚕病的委托，源自一封信和一桩国家级的产业危机。
1853 年，法国蚕业收入为一亿三千万法郎；此前二十年间这个数字翻了一倍，没人怀疑它还会继续涨。丁达尔 1870 年 7 月 7 日在《自然》杂志上评介巴斯德新著时写道：
「不幸的是，正当养蚕业最兴盛的时候，它的繁荣被一场可怕的灾难摧毁了。」法国 1853 年产茧二千六百万公斤，到 1865 年降到四百万公斤，仅 1865 年这一年的损失就达一亿法郎。 John Tyndall, “Pasteur's Researches on the Diseases of Silkworms”, Nature vol. 2, no. 36, 7 July 1870, pp. 181–183
这种病在当时被称作「蚕痘」或「斑蝥病」（pébrine，也有译作「微粒子病」）：蚕身上出现半透明的斑点，口器与尾端有棕黑色结节，病蚕吃得少、吐丝少、结茧小、死得快。更麻烦的是它在卵里就有——病母蛾产的卵，孵化出来的蚕还会病。1853 年法国农业部长曾拨款五十万法郎，在十二个省同时试验各种对策，没有一项奏效。
巴斯德当时已回到巴黎的高等师范学校从事科研、本行是化学，对蚕一无所知。真正把这件事塞到他手上的是他的老师杜马（Jean-Baptiste-André Dumas）。巴斯德后来在阿卢雅为杜马立像的典礼上仍然记得这件事的分量：他公开说，蚕病这项工作的「主动权」属于杜马——「在你们表达谢意、让我深受感动的时刻，请不要忘记，这项倡议起自杜马先生。」
杜马为什么找他？原因很实际：巴斯德在发酵上刚做完一件漂亮事——他证明了几种不同的发酵由几种不同的微生物引起，并且每一种微生物都长得有模有样、可以在显微镜下指认。「同一种病由同一种微生物引起」这个思路，在蚕病上第一次可以被直接套用。[3]
五、两种病，两套逻辑：胚种传染与「特定场地」
巴斯德到阿尔布瓦以后，发现蚕身上其实有两种病，不是一种。这一点决定了后来所有的工作。
第一种是微粒子病（pébrine），由一种叫 Nosema bombycis 的微孢子寄生引起，特征是蚕体内出现发亮的球形小体（巴斯德当时称它们为「发亮的微粒」，corpuscules brillants）。这种病既经卵传，也经口传：病母蛾的卵带病，健康的蚕吃了带病的桑叶或残叶也会得病。巴斯德证明的办法非常朴素但有效：让母蛾一只一只地下蛋，产完一只就把蛾子磨碎，在显微镜下检查；凡是蛾体内有发亮微粒，这一蛾的卵就销毁；没有的，才允许作为种卵。
第二种是软化病（flacherie）。这一种巴斯德没有找到微生物，反而提出了一条更反直觉的思想：软化病是由「场地」决定的——他称之为 terrain spécifique，特定场地。同一种蚕，在不同的饲养环境里会得病或不病；环境（温度、湿度、通风、饲料、密度）本身就是致病条件。因此对策不是找病原体，而是改变环境：通风、隔离可疑批次、分开饲养、控制饲料。
「场地」这个概念后来被广泛淡忘，却是巴斯德思想里最容易被误解的一环。它常被后人读成「有些病是环境造成的，不是有机体造成的」，甚至被读成反微生物学的表态。但巴斯德的意思要具体得多：他是在说「疾病发生与否，取决于寄主生理状态与环境的组合」，同时他并没有否认病原体的存在——他在同一批蚕里同时找到了微孢子，并证明它有遗传性和传染性。两套逻辑并行不悖：微粒子病靠「排除携病者」，软化病靠「改变场地」。
茧壳上的孔洞不是自然的破损——那是蚕蛾羽化时咬开的出口。巴斯德正是靠这种细节来判断一只茧是不是已经出过蛾：出过蛾的茧，对应的是已经飞走、可能已经交配产卵的母蛾，其携带病原的风险完全不同。整套「母蛾一只一只下蛋、产后立即磨碎镜检」的检疫程序，起点就是这些茧。
馆方著录把它放在 1865—1870 年，即巴斯德在庞吉斯克建起蚕病工作室的时段。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这里必须把话说准：馆方著录写明，这件影像**并非十九世纪原件**，而是翻拍自 1926 年《巴斯德全集》第一卷第四册所收的图版。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是巴斯德当年那幅图的再翻拍，而非 1860 年代的原始印本。
它的史料价值不在于「这是巴斯德画的」，而在于它标出了巴斯德当时真的看见的东西：软化病不是没有微生物，而是微生物的形态与排列方式不同于微粒子病——正是这种「两种病两套逻辑」的分岔点。巴斯德在这一章里说软化病由「场地」决定，说的正是这些散布不均、数量不定的东西，与微粒子病那种密集成团的「发亮微粒」完全不同。
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翻拍自 1926 年《巴斯德全集》第一卷第四册）。
六、1865 年的两卷本，与一套「单侧性」的思想
巴斯德在蚕病上做了五年。1865 年，他把成果写成两卷本《论蚕病》（Études sur la maladie des vers à soie）出版，这是他第一部专著，也是他第一次系统地把一种疾病的诊断、检疫与预防写成一本书。书的体例本身就是一次方法论宣言：它不是一部理论著作，而是一部操作手册——每一章都给出可以在蚕室里执行的步骤。
丁达尔 1870 年为这本书写的书评里，除了引述蚕业数据，还提到一件让读者应当注意的事：这部书「是一件极为出色的科学工作的记录，而这项工作又取得了极为出色的实际成果」。丁达尔在书评中直接称巴斯德为「所处时代最著名的化学家之一」，并指出他在这五年里的工作涉及两种病的诊断、病原、传播方式与预防。
但更重要的成果不在这本书里，而在巴斯德脑中。
1878 年，巴斯德在回顾自己一生工作时，提到一件让他自己反复思考的事：他在研究蚕的胚种时注意到，微孢子病是「单侧的」（unilatéral）——病从母蛾传到卵、从卵传到幼虫，是沿着一条不对称的链条传递的；而这种疾病的抵抗力，则存在于另一侧。他在 1878 年 8 月写给童年好友的一封信里，把这个观察与他对疫苗的想象连在一起。他晚年多次回到这个比喻：种痘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把疾病的「另一侧」搬了过来。
这句话的分量常被低估。疫苗接种在巴斯德之前已经存在（詹纳 1798 年），但一直没有人说清楚「免疫」到底是什么的免疫。巴斯德在蚕病上提出的「单侧性」图景，把疾病想象成一条可以沿之传导、也可以沿之阻断的链；那么，把链的一端搬到另一个个体身上，让它在另一侧建立一道「不生病」的屏障，就是可想见的。这是从观察到的解剖学对称性里长出来的免疫学。[5]
把它们放在一起看，比单看显微镜更有用。巴斯德在蚕病上要解决的问题是「一只蚕到底怎么了」——而这个问题必须同时靠三样东西回答：显微镜提供放大，蚕茧提供对象，箱子提供把对象带进实验室的规矩。他后来在《论蚕病》里写下的操作手册，其物质基础正是这条从箱子到显微镜的路径。
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卷三酒、醋与一只酒厂的大桶（1857—1864）
七、1857 年 12 月 15 日：里尔工业专门学校的一场演讲
1854 年，巴斯德被任命为新成立的里尔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教授。里尔是法国的纺织与蒸馏业中心，酒厂与糖厂的问题直接找上门来。他的学生 Émile Bigo-Danel 的父亲经营一家甜菜酒精厂，遇到了三类麻烦：发酸、发黏、酒精产量低。这三种"病"，巴斯德后来证明是三种不同的微生物各自作祟。
1857 年，里尔的几位工业家——包括一位酿酒师与一位糖厂主——请求巴斯德在工业专门学校（École industrielle de Lille）做一场公开演讲。演讲定在 12 月 15 日，题目是发酵的真正本质。[6]
巴斯德在这次演讲里给出的结论，后来被反复引用：
「发酵的化学行为，本质上与一个生命活动相对应；这个生命活动与前者同时开始，也在同时结束。我相信，绝不存在没有酵母细胞的同时组织、发育与繁殖的酒精发酵，也不存在不是早已形成的酵母细胞继续生命的酒精发酵。」 Louis Pasteur，1857 年 12 月 15 日里尔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后收入《化学与物理年刊》
这段话是对李比希的直接反驳。李比希与贝采利乌斯主张发酵是催化剂参与的纯化学分解，酵母只是被动地被消耗掉的蛋白类物质；巴斯德则主张酵母是活的东西，分解过程由它的代谢完成，化学变化不过是生命活动的伴生结果。
这场演讲的听众里有工程师、有酿造商、有制糖商。巴斯德在演讲里给了他们可执行的操作规则：不要让酒桶接触空气里的灰尘；把已经干净的麦芽汁在干净的设备里保持干净。换句话说，他在讲台上讲的既是理论也是工艺。这一晚之后，法国北方的工业界成了他的第一批实验室。[6]
八、1864：葡萄酒的「偶然原因」
1863 年 12 月，巴斯德在《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7 卷发表《论葡萄酒研究》第一部分：《空气中的氧气对葡萄酒酿造的影响》（pp. 936–942）。1864 年 1 月，第三卷的第 3 期（pp. 141–180）刊出第二部分：《论葡萄酒的自发变质或病害，特别是汝拉省》（论文正文 pp. 142–150，附一整版铜版画）。
第二部分论文提出一个后来被反复引用的核心命题：
「葡萄酒是由起发酵作用的有细胞繁殖（酵母）产生的，它只会因同类繁殖的寄生作用而变质；而一旦摆脱这些寄生物的作用，它主要靠透过木桶桶板缓慢渗入的空气中的氧气而成熟。」 Louis Pasteur，《论葡萄酒的自发变质或病害，特别是汝拉省》，《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8 卷第 3 期，1864 年 1 月，pp. 142–150
这个命题有一个非常要紧的后果：葡萄酒的「病」不是葡萄酒自己坏的，是别的生物进来把它弄坏的。发酸是醋酸菌，发黏是产黏菌，发苦是别的菌属。每一种病都有自己的病原，都有各自的传染条件。「一种病一个因」这个格局，在酒上第一次被完整地建立起来，并且它立刻变成了一张诊断表。
有了诊断，接着就是治疗。1865 年 5 月 1 日，巴斯德在法国科学院宣布：他试过用化学防腐剂治疗病酒，效果不理想；但他找到了一种可靠可行的办法来保存健康的酒——在密闭容器中加热到 60℃ 至 100℃ 保持一两个小时。经过小规模预试，他把温度逐步降到 50℃ 至 60℃ 之间，并报告在这个区间内酒可以完全得到保护，同时尽量不损害其味道、香气与颜色。[33]
这就是巴氏消毒法（la pasteurisation）这个名字的来历。要注意的是：巴斯德当时的目标不是「杀死所有微生物」，而是「杀死那些会让人变坏的东西」。在 1864 年的语境里，他处理的是酒、醋和啤酒，是食品工业的保藏；在 1885 年之后，同样的思路才被推到人体上。
卷四生命来自空气（1864—1869）
九、曲颈瓶：把「空气」拆成两半的一次实验
1864 年 1 月，巴斯德在巴黎化学学会做了一场讲演，这篇讲演的正式文本后来以《论大气中存在的有机体微粒：自然发生说 doctrine 的检验》为题印行（1861 年 5 月 19 日讲演，巴黎化学学会）。这场讲演的结尾部分，是微生物学史上被引用最多的段落之一。[7]
他的实验装置今天被称为「曲颈瓶」（le ballon à col de cygne，Swan-neck flask），但把它当作一件「天才的发明」来看是错的。巴斯德在讲演里明确指出，这个装置的思想是别人的：斯帕拉扎尼、施旺、阿佩尔、盖-吕萨克的名字被一一提到，他甚至专门说「我此番演讲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把每一位实验者应得的份额还给他」。他自己做的，是把别人的装置改造成一个有变量的实验：曲颈的弯口是唯一的变量。
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方法：
「我在一个瓶子里放一份易腐的液体，随后把瓶颈拉长，弯折起来，绕成各种形状，然后让液体沸腾两三分钟。液体保持完整。」 Louis Pasteur，《论大气中存在的有机体微粒：自然发生说的检验》，巴黎化学学会讲演，1861 年 5 月 19 日
接下来是实验的关键段落：
「我原以为必须把瓶子放在一个安静的场所，那里空气完全不动。这是不必要的。一切都发生在入口处。瓶内的空气形成缓冲。里面的运动传播不过去，或者传播得如此之慢，以至于被带动的尘埃来得及落下、停在中途。反之，如果我用锉刀在瓶颈上锉一道，再把瓶颈折断，一到两天之后产物就开始显现出来。哪怕只是对液体加以猛烈震荡，使空气发生急剧运动，也可以确信会促使霉菌或纤毛虫的产生。这些结果的总体在我看来以最后的证据表明：一切经过沸腾处理的浸液，其产物完全归因于悬浮在大气中的尘埃。」 同上
这段话里有三层论证结构，值得拆开看：第一层是阴性对照——弯口阻止尘埃进入，液体长期不变；第二层是阳性对照——折断瓶颈或剧烈震荡，尘埃落入，产物立刻出现；第三层是变量唯一化——空气始终流通、液体始终相同、温度始终相同，唯一变化的是尘埃是否到达。这是本文标题「看不见的敌人」的方法论内核：把一个笼统的「空气」拆成一个可以逐项开关的装置。
巴斯德还在同一讲演里给出两个定量结果。第一个是高度梯度：1860 年 9 月，他在海拔 2,000 米的蒙坦弗（Mer de glace）打开二十个瓶子，只有一个长出产物；同期在海拔 850 米的汝拉山上打开二十个同样的瓶子，有五个长出有组织的产物；汝拉山第一台地脚下、远离住处的田野里，二十个中有八个。结论是：空气里悬浮的微粒数目与海拔成明显的对应关系。[7]
「这些初步研究中终于出现的是：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数目的减少，与我们操作地点海拔的高低之间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 同上
第二个结果是关于「尘埃里的生命」本身的判断。巴斯德在讲演中写道：「除了空气所携带的固体微粒之外，空气里没有任何东西是浸液中生命的条件。」并且他逐一排除了当时几种可能的替代解释——氧气、臭氧、所谓的「生命气」、微生物本身在液体中自行产生——结论是：「所有关于发酵、腐败与转化过程的神秘原理、已知的或未知的气体、臭氧等等观念，都应当被排除。」
「总而言之，这些结果在我看来以最后的证据表明：一切经过沸腾处理的浸液，其产物完全归因于悬浮在大气中的尘埃……任何关于发酵的化学、腐败与转化的神秘原理、已知或未知的气体、臭氧等等的观念，都应当被排除。」 同上
这场讲演在 1862 年为巴斯德赢得了法国科学院的阿朗贝尔奖（Alhumbert Prize），奖金二千五百法郎——这是法国科学院为自然发生说这一专题设立的奖。「自然发生说被终结」这个说法，从 1862 年起就可以说是有据的了；后来之所以还有争论，是因为争论的对象换了：不再是「有没有自然发生」，而是「自然发生到底算不算可能」。
这张照片记录的是实物，不是复原图：玻璃的拉制痕迹、瓶底那圈厚重的裙边、瓶内壁残留的沉淀，都能看见。它说明巴斯德用的不是什么精密仪器，而是普通玻璃匠可以吹制的器皿——正因如此，那个实验才能被无数人重复。
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值得写在这里的是：**这不是曲颈瓶**。它颈部笔直，没有那道决定一切的弯口。同一时期的巴斯德同时使用两种瓶子——直颈瓶用来做正常的培养与观察，曲颈瓶专门用来做自然发生说的那一次检验。器物形态本身就在区分两类实验。
图中瓶身标签上的字迹过小，本文不逐字转录。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两件并存可以说明一件事：巴斯德的曲颈瓶并非一件孤品，而是一类可以按需要吹制的标准器物。同一套论证，可以由不同的人用不同的瓶子重复。
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Science Museum London／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CC BY-SA 2.0。
十、1864 年 1 月：科学院的书记与一场投票
巴斯德与自然发生说的对手 Félix-Archimède Pouchet（1800—1872）之间的争论，是 19 世纪科学史上少见的、由一个学会投票来解决的一场分歧。
《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8 卷（1864 年）的目录，把这场争论的每一步都记得清清楚楚：
- p. 21：巴斯德关于「由科学院作为自然发生说之争的裁判介入之必要性」的笔记；「应巴斯德之请，科学院指派一个由弗卢朗、杜马、布朗尼阿尔、米勒-爱德华与巴拉尔组成的委员会，在其面前重复各方援引的实验」（p. 22）。
- p. 22：巴斯德就普歇近期出版物中一项不准确的说法所作的笔记。
- p. 191：普歇的答复；p. 192：巴斯德的反驳。
- p. 68：贝尚关于「他在这一问题上所起作用之大小」的说明，附对巴斯德笔记的回应。
- p. 188：普歇关于勃朗峰峰顶积雪的观测笔记。
- p. 1122：Joly 与 Musset 的《新实验，倾向于否证局部宇宙胚种说》（ panspermie localisée）。
- p. 191、470、619：普歇、Musset 与 Joly 致谢科学院指派委员会、请求等到温暖季节再在委员会面前重复实验的函。
这场委员会的安排很值得注意：巴斯德自己请科学院做裁判，并且指定了一个由五位重量级人物组成的委员会——其中杜马既是他的老师，也是普歇的支持者之一。这个细节常被后来的叙事抹掉，仿佛巴斯德是独自宣布胜利的。实际上他是把自己放到一个由别人操作的程序里，并且他相信这个程序对自己有利，因为他相信自己手里有可重复的实验。
最终结果是：自然发生说在科学院的框架下失去了位置。1862 年的阿朗贝尔奖、1862 年当选科学院矿物学部委员，都建立在这套实验之上。普歇则在 1872 年去世——他至死没有承认自然发生说被推翻。[8]
十一、1864 年 4 月 7 日：索邦的讲台，与「无处不在」
1864 年春天，巴斯德在巴黎索邦大阶梯教室开讲「科学晚会」。自然发生说正在被表决的消息让他主动要了这个题目。Vallery-Radot 记下了现场：
「当巴斯德在 1864 年 4 月 7 日走进索邦那间大阶梯教室时，他大概想起了年轻时人群像看戏一样涌来听 J. B. 杜马讲学的情形。杜马的学生，如今已是主人，在这回又发现挤进更大的人群。」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6 章，巴黎，1864 年 4 月 7 日
他站在讲台上做的那场演讲，后来以《索邦科学晚会回忆》（Souvenirs des soirées scientifiques de la Sorbonne）传世。里面那段被引用最多的结语，是自然发生说在这场争论里的终点标记：
「所以我可以指着这液体对诸位说：我从造化的无限中取来一滴水，我把它整个装满了适合低等生物发育的元素；我等待，我观察，我追问它，请它为我重演那初创的奇景——那将是一幅多么美的景象！可是它沉默不语！这些实验开始已经好几年，它一直沉默不语。这是因为我从它那里赶走了、并且此刻仍在赶走人类唯一无能为力的东西：我赶走了漂浮在空气中的芽孢，我赶走了生命，因为生命就是芽孢，芽孢就是生命。自然发生说永远不会从这一简单实验给予它的致命一击中恢复过来。」 Louis Pasteur，索邦科学晚会演讲，巴黎，1864 年 4 月 7 日
这段话之所以重要，不在于它宣布了胜利——普歇和他的同伴此后还继续争论了好几年——而在于它把「生命来自空气里的芽孢」这件事讲成了可复述的因果句。把它和后来那句「这些微生物无处不在——在空气里、在水里、在各种物件表面、在人的皮肤上——而其中一部分是疾病的原因」放在一起看，缺一不可：
- 分布上的普遍性：微生物不是少数坏分子的专属，它们到处都在；因此「洁净」不是一个自然状态，而是需要人为维持的状态。
- 性质上的区分：它们不是全部致病；同一种微生物可以被改造得不再致病，也可以被用来防病。「到处都在」与「有的致病」这两句必须同时成立，微生物学才成为一门可以操作的学问。
这句话也是李斯特后来在英国读到并据以改造外科技术的起点。李斯特 1865 年在读到达文（Davaine）关于炭疽的研究、以及巴斯德关于发酵与微生物的工作之后，开始把外科伤口的化脓与「空气中的微生物」联系起来。巴斯德给出的是「是什么」，李斯特给出的是「怎么办」。这个分工在本文后面还要再提三次，因为它是最容易被后人混为一谈的地方。
1864 年之后，巴斯德还做了三件在生前被人当作荣耀的事：波恩大学在 1868 年授予他名誉医学博士学位，称他「以极精深的实验，对微生物发生史与发酵学大有贡献」；英国皇家学会在 1868 年把朗福德奖章授给他；法国科学院在 1869 年授予他阿尔朗贝尔奖章。他把后两样摆在科学院的讲台上，说这是邻国与外国的敬意。
也正是那一年，他的身体开始背叛他。1868 年 10 月 19 日下午，巴斯德带着左侧的异样感，仍坚持去科学院宣读一位意大利人 Salimbeni 关于蚕病显微检查的著作。宣读前一天他已经卧床，起身时发了一阵寒战。会后他倒下了，此后再没有恢复右侧的自主运动——他从此半身不遂。而他的工作没有停：他躺在病床上口述，由助手记下，那篇关于如何用早期检验挑出会患软化病的蚕卵的笔记，就在中风一周后出现在 10 月 26 日的科学院报告里。[33]
卷五炭疽与地里的蚯蚓（1872—1879）
十二、1872—1876 年：阿尔福的门，与一场尚未开始的争论
要把炭疽的病因说清楚，巴斯德必须先说服兽医界。而 1870 年代中期的法国兽医界，恰恰分成了两派。[11][33]
1870 年前后，法国兽医学院体系里有三所重要的学校：巴黎郊外的阿尔福（École nationale vétérinaire d'Alfort）、里昂和图卢兹。阿尔福是巴黎兽医界的重心，也是「疾病自发说」最顽固的阵地。阿尔福出身的 Onésime Delafond 其实已经逼近真相：他在 1860 年就报告过炭疽血液中的「小杆」（baguettes），还在表皿里培养过它们——比科赫获得纯培养并证明芽孢形态还早约十五年。但他在 1860 年的论文里只肯说这些小杆有诊断与预后的意义，不敢下因果结论。真正把炭疽的实验传染性建立起来的是阿尔福的 Eloi Barthélemy，他在 1823 年就证明了炭疽可以通过接种传给不同物种的动物。
对立的一派是里昂和图卢兹。Jean-Baptiste Chauveau 在 1866 年就明确主张：传染病的病因具有特异性，且来自体外（spécificité et origine exogène）。而阿尔福这边，从 Henri Bouley 到 Gabriel Colin，长期坚持「疾病有内生的根源」——承认传染，但认为病根在动物体内自己长出来。
巴斯德并不是从兽医那一侧进入炭疽问题的。他是从自然发生说的余波里进来的。1864 年 4 月的索邦演讲之后，他花了几年时间处理酵母与发酵的一场持久论战：埃梅尔·弗雷米（E. Fremy）坚持认为酵母菌可以由非生命物质直接生成，巴斯德则坚持发酵必由活着的微生物引起。这场论战在法国科学院的院刊上一来一回，占了整整几个卷次——到 1872 年，巴斯德在院刊上打的仍然是酵母的仗。同一年，普歇去世了，至死没有承认自然发生说被推翻。[33]
真正的转折点在 1874 年。阿尔福的 Gabriel Colin 就腐败的起源问题向巴斯德发起挑战，此后在法国医学科学院多次与他交锋，反对巴斯德关于炭疽杆菌病因的结论。巴斯德被激怒了，也被逼着去做更硬的实验：如果一个细菌只是疾病的伴随物，那么把它从动物身上洗下来、稀释到极处、单独培养，它应该死掉；只有活着的细菌才能致病。这个思路，就是下一节的内容。[11]
这场争执还有一幕值得单说，因为它把「实验」这个词的分量展示到了极致。1878 年 3 月 19 日，一个星期二，路人看见巴斯德从高师 rue d’Ulm 出来，手里提着一只笼子，笼里有三只母鸡，其中一只已经死了。他坐了辆四轮马车赶到法国医学科学院，把笼子放在讲台上，当众解释：这只白母鸡两天前（星期日）中午接种了炭疽，星期一下午五点死了，接种后二十九小时；死因不是炭疽，而是别的什么——是母鸡的体温。
当时的公认事实是：鸡对炭疽有抵抗力，因为鸡的体温比所有能被炭疽杀死的动物都高出几度。巴斯德与 Joubert、Chamberland 的思路是：如果母鸡的体温正是保护她的东西，那就把接种过的母鸡泡进冷水里降温——白母鸡在冷水浴中泡到身体的三分之一，第二天就死了，血、脾、肺、肝里全是炭疽杆菌，可以再培养、可以再接种。作为对照，一只同样活泼的灰母鸡也泡了冷水浴却没有接种，一只黑母鸡接种了但没有泡冷水浴，安然无恙。
这一场演示是巴斯德方法的浓缩：不靠推理，靠一只泡在冷水里的鸡。而它的背景，正是与阿尔福的科林长达数年的争论——科林原本答应带一只死于炭疽的母鸡到科学院来，让巴斯德无话可说，结果他的鸡被一只贪吃的狗吃了。巴斯德后来在科学院把这段经过讲给全场听，讲完还添了一句：正是科林逼着他做出了那间实验室里的实验。
「为了用实验证明一个微生物确实是疾病的原因和传染的媒介，在目前科学的状况下，我看不到别的办法，只有把这个微生物（这是 M. Sédillot 提出的一个贴切而令人高兴的新词）置于体外连续培养的方法之中。」 Louis Pasteur，《细菌理论及其在医学与外科中的应用》，法国科学院宣读，1878 年 4 月 29 日
这段话是巴斯德方法论的自我陈述，也是他与科赫、与他自己学生之间一切分歧的根源。巴斯德式的答案是「连续培养 + 接种」；科赫式的答案后来变成了「分离纯培养 + 染色 + 分类 + 动物模型 + 再分离」。两种方法在炭疽上给出的结论相同，在狂犬病上给出的结论不同。
当时关于炭疽的知识是这样的：1863 年，法国医生 Casimir Davaine 在死于炭疽的羊的脾脏里发现了一种细杆状微生物；同年他证明，把这种生物的培养物接种到别的动物身上，可以引起炭疽并致死。但 Davaine 的工作随即陷入混乱——贾拉尔与勒普拉（Jaillard et Leplat）重复实验成功，但保罗·贝尔（Paul Bert）用压缩氧处理血液后接种，兔子照样死，而显微镜下什么也看不到，于是保罗·贝尔宣布：「细菌既不是炭疽的原因，也不是它的必然结果，炭疽必定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
1876 年到 1877 年，巴斯德与助手 Joubert 完成了那套连续培养实验。他们取一只刚死于炭疽的豚鼠心脏的一滴血，接种进一只煮沸过的烧瓶，瓶中是加过钾碱的中性或微碱性尿液，或普通肉汤、或啤酒酵母水；几小时后烧瓶里出现絮状物，显微镜下是大量成束的丝状体。他们一滴接一滴地往下传，直到第四十个烧瓶，然后取最后一瓶的一滴接种兔子——兔子立刻死于炭疽，症状与直接接种病血完全一样。[34]
「在连续培养结果的面前，无生命物质包含在最初那滴血里的假设变成什么呢？它已被稀释到难以想象的比例。因此巴斯德认为，认为最后一次培养液的毒力来自原始那滴血中某种有毒因子，是荒谬的；这种力量只归于在每次培养中繁殖的细菌，只归于细菌本身；是细菌的生命造成了毒力。」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2 章，对巴斯德 1877 年在科学院所作论证的记述
巴斯德在 1877 年 4 月 30 日把这个结论讲了出来，并给出一个可记的比喻：「炭疽是细菌的病，如旋毛虫病是旋毛虫的病，如疥疮是它的特殊疥螨的病；所不同的是，在炭疽中，这寄生虫只有借助显微镜才能看见，而且要看放得很大。」[10]
这幅画记录的是巴斯德狂犬病研究最普通、也最要紧的一个环节：狗。1885 年之前，疫苗只在狗身上试过——先在咬伤自己的狗上做，再在自然发病的狗身上做，最后才是人。笼子、食盆、待注射的器皿，是这套实验的日常界面。
本卷第十七节引了莫勒雷特 1983 年的考订，说巴斯德晚年回忆的数字是五十只狗、实验室原始笔记显示只有十一只——这帧笼中犬的画面正好提醒读者：那十一只与那五十只，都是这样一只一只在笼子里待过的。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扫描件存档。
本卷第十二、十三、十八节反复出现的一个对手就是他。科赫比巴斯德小二十一岁，1873 年才开始独立研究，却在 1876 年用纯培养＋染色＋分类的完整体系建立了炭疽的病原学地位，并在培养物中记述了芽孢。1882 年 12 月 25 日巴斯德写信公开质问科赫「为什么在第一篇报告里把这一切都藏起来」——那封信的收信人，就是照片上这个人。
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十三、1876—1877：培养液里的芽孢，与一个叫科赫的人
科赫（Robert Koch，1843—1910）比巴斯德小二十一岁，1873 年才开始独立研究。1876 年，他发表《炭疽的病因学》，报告了炭疽杆菌的形态、染色、纯培养与动物实验——包括一个巴斯德当时还没有做到的步骤：在培养物中看到芽孢（spores）。
关于芽孢的发现权，后来演变成巴斯德与科赫之间最著名的一场争执。必须先说明的是：巴斯德在蚕病研究里已经见过微生物的芽孢形式，并且证明过这些芽孢可以休眠多年后复活。丁达尔 1870 年在《自然》的那篇书评里记下了当时学界的观察：丁达尔本人在格拉斯哥的一次科学会议上说，科赫看到的那些小卵形体「像豆荚里的豆子一样被包在丝状体的膜里」；而巴斯德在研究蚕病时，观察到 flacherie 病的弧菌也分裂出类似发亮微粒的芽孢，并证明这些芽孢像植物的种子一样，在多年之后仍能复活并继续其破坏性的工作。
换句话说：「微生物能形成耐受性芽孢并长期休眠」这个发现，巴斯德在 1865 年前后的蚕病研究中就已经完成并写入专著（他的两卷本《论蚕病》第一卷 1865 年出版，第二卷 1870 年前后）；科赫在 1876 年把它和炭疽联系起来，并给出了他自己的观察。
于是 1881 年，科赫在《德国卫生局 Collected Works》第一卷里对巴斯德的炭疽疫苗提出方法论质疑；1882 年 9 月 5 日在日内瓦的国际卫生会议上，巴斯德当众反驳；1882 年 12 月 25 日，巴斯德在巴黎写了一封公开信寄给科赫。这封信的核心段落如下：
「……如果您愿意费心参照我关于蚕病研究第一卷的第 168、228 与 256 页，您就会看到，在致病杆菌中形成芽孢这一发现的优先权属于我：是我描述并绘出了这种杆菌，是我指出了芽孢的形成以及丝状体周围物质的溶解，最后，是我证明了这些芽孢或孢囊可以在形成多年之后再生。为什么，先生，您在第一篇报告里把这一切都藏起来？您会说您忽略了我关于蚕病的工作的存在？您的断言将毫无分量，因为在科学上没有人被认为可以忽略一项发现；可是自 1877 年以来，难道您不必考虑这些事实吗！您是故意不谈这些的，好让您对炭疽杆菌的研究不被承认为是对我早已确立的原则的新应用。」 Louis Pasteur 致 Robert Koch 的公开信，巴黎，1882 年 12 月 25 日；《Scientific Review》（巴黎）1883 年 1 月 20 日刊出
同一封信里，巴斯德还逐条针对科赫的具体实验提出反例。其中一条是科赫的「炭疽杆菌在氧气中会被杀死」的说法：巴斯德指出这与他在蚕病上所见的形态变化不符。这条争点后来被证明双方各对一半——孢子阶段的耐热性与繁殖体阶段对氧的敏感性是不同的。[11]
同样要把话说准：这件影像**是翻拍件**，馆方著录写明翻拍自罗伯特·科赫 1881 年在柏林出版的《Zur Untersuchung von pathogenen Organismen》（关于病原体的研究）。换句话说，我们看到的是科赫 1881 年的复制图像，而不是巴斯德 1876—1877 年的原始标本片。
它之所以仍然重要，在于第四格那个被裂解的巨细胞：炭疽杆菌在动物体内会形成「荚膜」，正是这个结构让它能抵抗吞噬作用——科赫在 1876 年的纯培养与 1881 年的这本书里，把它变成了可以指着看的形态证据。本卷第十三节讲芽孢与优先权之争，这幅拼版就是两边各自据以立论的东西。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翻拍自科赫 1881 年出版物）。
画面里，科赫俯身坐在实验台前用显微镜观察，工作台上从左到右密布着叠放的培养皿、锥形瓶、量杯与试管架。这张图之所以值得放进本卷，是因为它拍出了「纯培养」这件事的实际代价：科赫之所以能把一种细菌从混合的病原材料里单独挑出来、给它一个可以命名的形象，靠的不是一次灵光，而是这样一整台器皿、连续数日不间断的操作。
需要说明的是，这幅图是 1927 年的出版物插图，并非 1876 年的现场照片；其史料性质是「后世据实描绘的科赫工作场景」，本文用它来说明操作的样貌与体量，不用来证明任何具体日期的实验细节。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扫描件存档。
十四、1879 年：浅坑、蚯蚓与从地里回来的草场
1877 年，巴斯德证明了炭疽菌会形成耐热芽孢。接下来的问题是：地里的羊为什么每年都在同一块地上生病，而相邻的地不病？
1878 年 7 月，巴斯德在汝拉（Jura）的阿尔布瓦附近做了一次取样。他在埋过死羊的坑里取土，镜检，发现了炭疽芽孢。1879 年，他在同一批坑上再次取样。Vallery-Radot 记下了他的结果：[12]
「在这两年里的三个不同时刻，这些同样的坑的表层土壤都呈现出炭疽芽孢。」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2 章，对 1878—1879 年汝拉取样实验的记述
芽孢在土里能存多久？巴斯德给出的答案是很多年——他在 1860 年代养蚕时就已经证明过这类孢子可以休眠多年后复活。而这就解释了牧场的轮作现象：一块地今年死过羊，明年换个地方放羊也许没事，第三年再回到原地，羊又病了。因为地里的芽孢一直在。[12]
那么，芽孢怎么从地下走到羊的口鼻里？
巴斯德注意到了蚯蚓。蚯蚓以 fecal matter 为食，把深层土壤里的东西带到地表，而炭疽芽孢的抵抗力极强，能在蚯蚓体内通过消化道而不被杀死。1879 年左右，巴斯德在实验室里证明：把炭疽材料喂给蚯蚓，蚯蚓排出的粪便中含有能引起炭疽的芽孢；而把这些粪便撒在草场上，羊吃了就死于炭疽。[33]
这一步的意义在于：巴斯德在这里第一次把「环境污染」写成了完整的因果链——地里的芽孢（长期存活）→ 蚯蚓（把地下物质搬到地表）→ 草场（污染牧草）→ 羊（摄入、发病）→ 死羊（又回到地里，成为下一轮的芽孢源）。这是一个循环，而不是一条直线。巴斯德在论文里用的词是 « terrain contagionné »——被污染的场地。
这个「循环」模型，是巴斯德在炭疽上最持久的贡献之一，也是他后来把「预防」建立在「切断循环的哪一环」上的基础：最经济的一环是「不让死羊回地」——即深埋或焚烧，必要时石灰处理；次一环是轮牧；再一环才是疫苗。1881 年后，法国各地推广的炭疽防疫方案里，这几环是同时使用的。[12]
卷六狂犬病与人（1881—1885）
十五、1881 年 8 月 3 日：圣詹姆斯大厅里的掌声
1881 年 8 月 3 日，第十届国际医学大会在伦敦圣詹姆斯大厅开幕。巴斯德作为法国政府的代表出席，并在会上发表了他的疫苗接种演说。
关于这次登场，Vallery-Radot 记了一个细节：巴斯德走进挤满人的大厅，从楼座一直坐满到前排，一个会场干事认出了他，请他到为最显赫与会者保留的台上就座。他一边走一边对身边的儿子与女婿说：「这一定是威尔士亲王到了；我该早点来。」大会主席詹姆斯·帕吉特爵士回答他：「大家欢呼的是您。」几分钟后威尔士亲王才与德国皇储一同入场。帕吉特主席在开幕辞中说，医学科学应追求三个目标：新颖、有用、慈善；全场唯一被点名的人是巴斯德。
巴斯德当天写给夫人的信里说：「我感到由衷自豪，不是为自己——您知道我是多么不看重荣耀——而是为我的国家。」
但他真正要讲的内容，比掌声重要。他在演说的结尾说：
「请允许我在结束时不告诉你们，对于家畜来说，也许有一种病比天痘之于人更为可怕；我曾把接种的意义加以推广，我期望科学会把这一推广定性为对你们最伟大的同胞之一——你们的詹纳——的功绩与巨大服务的敬意。在高贵而好客的伦敦城，我能有幸颂扬这个不朽的名字，这对我是一种极大的幸福！」 Louis Pasteur，第十届国际医学大会演说，伦敦，1881 年 8 月 3 日
这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措辞：「我曾把接种的意义加以推广」——他用的是「推广」（étendre），不是「发明」。詹纳的牛痘接种提供的是一个模板：一种轻微的疾病可以预防另一种更重的疾病。巴斯德的工作是把这个模板从牛痘推广到鸡霍乱、炭疽、最后到狂犬病。「推广」这个词，比「发明」诚实得多。
莫勒雷特 1983 年的论文记下了这次会上两人的第一次照面：巴斯德在李斯特的实验室里看了科赫的染色方法与微生物照片，注视良久，然后对科赫说：「这是重大的进展，先生。」这位后来成为巴斯德公开信中最主要攻击对象的人，在 1881 年 8 月还被巴斯德当面称赞过。[13]
十六、1885 年 7 月 6 日：一个被咬了十四处的男孩
1885 年 7 月 6 日，星期一。巴斯德在实验室里看见一个阿尔萨斯男孩跟着母亲走进来。他九岁，名叫 Joseph Meister。[14]
事情的经过，Vallery-Radot 记得很细：两天前，即 7 月 4 日，这孩子在去上学的路上独自走一条小路，被一条疯狗扑倒在地摔了下来。孩子太小，没有自卫，只用双手捂住了脸。一位远处看见这一幕的砌砖工赶过来，用一根铁条把狗打退，把孩子抱起来——孩子身上沾满了血和唾液。狗跑回主人那里，主人 Théodore Vone 是 Meissengott（梅森戈特）的一位杂货商，狗咬了他的手臂；Vone 抓起一枪把狗打死，事后解剖发现狗胃里塞满了干草、稻草和木屑。
孩子的父母当晚去 Villé 找 Weber 医生。Weber 用石炭酸（carbolic acid）灼烧了伤口，然后建议母亲去巴黎——因为在巴黎有一个不是医生、却最有可能知道该怎么办的人。被咬伤的店主 Vone 也一同前往。巴斯德安抚他说，他的衣服已经擦掉了狗的唾液，袖口完好，可以放心回阿尔萨斯，Vone 随即返程。
巴斯德见到孩子时的反应，Vallery-Radot 记的是：
「巴斯德看到这孩子身上的十四处伤口，情绪极大。孩子痛苦得几乎走不动路。巴斯德当时在希望与顾虑之间被撕开，两者的尖锐程度都达到极点。」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3 章
巴斯德没有立刻动手。他先安顿这对母子，然后约定下午五点再来——他要先见 Vulpian 商量。狂犬病委员会已经成立，Vulpian 是其中的成员。Vulpian 在巴黎综合生理学讲座中已经提到过动物实验对人类临床的价值，这位教授的判断是：狗身上的实验结果足以授权他把同样的方法试用于人；既然当时没有别的有效疗法，而石炭酸在事故十二小时后已经失去意义，那么面对一个几乎必死的孩子，尝试接种就不仅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义务。巴斯德还咨询了 Grancher 医生，意见一致。
整个疗程持续十天，共注射十二次。所用材料的毒力由兔子的颅骨穿孔实验逐次检验，逐一递增。最后一次（7 月 16 日上午十一点）用的是只存放了一天的脊髓材料——这种材料在兔子身上只需七天就足以引发狂犬病——这是对整个接种方案保护力最严苛的一次检验。结果：孩子活了下来。
巴斯德在 1885 年 7 月 16 日给儿子的信里写下了他自己的心情：
「这个孩子今早很好，睡得也好，只是有点不安；食欲好，不发烧。……信的最后还有一个亲爱的邀请。『也许本世纪最伟大的一项医学事实就要发生了，而您会后悔没有目睹它！』」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3 章，巴斯德 1885 年 7 月致儿子的信
这就是本卷第十六节的主角。1885 年 7 月 4 日上午，这孩子在上学路上被一条突然发狂的狗扑倒摔下，双手捂住脸；一位砌砖工赶来用铁条打退狗，他被抱起时满身是血和唾液。两天后他跟着母亲走进巴黎高师的实验室。十四处伤口，两天，机会窗口只剩这些。
需要说明的是：Commons 为这张照片登记的来源是杰拉尔德·盖森（Gerald L. Geison）《巴斯德的私人科学》（The Private Science of Louis Pasteur，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第 242 页）转引，盖森所据为巴斯德实验室的原始笔记与档案照片。本文采信这一著录，并在正文所引巴斯德本人的记载之外，保留「照片与档案由盖森据原始材料整理」这一事实。
照片右下印着「SCHLESTADT」——那是迈斯特家在阿尔萨斯的小镇地名，与本卷正文所记他父亲杂货商的身份相合。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据 Geison 1995 年著录转引）。
这帧的价值在于它把本卷第十六节里那句抽象的话变成了可以看见的动作：**巴斯德本人并非执针的人**。正文记的是「注射由巴黎儿童医院儿科主任格兰谢尔执行，Vulpian 在旁观察」，而这幅刊于接种开始后五个月的画，画的是术者俯身、男孩挣扎、助手在旁——正是这套分工的写照。巴斯德保留接种方法的细节、只向少数人披露，这一做法当时被视为严谨，也被视为可疑，画面上没有人能告诉你哪一个才是巴斯德。
另须说明：画中男孩并非迈斯特。《哈珀斯周报》刊出的是同期另一位接受接种的患儿，题铭也只写「M. Pasteur」。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扫描件存档（Bert Hansen Collection，纽约）。
画面中央，一位母亲抱着挣扎的幼儿，幼儿腹部裸露准备接种；坐着的术者手持注射器；其右侧站着戴帽的巴斯德，双手各执一封信在旁观看；再右是戴夹鼻眼镜的维亚拉助手。左侧站着一名披斗篷的阿拉伯人与一名俄国人，右后方是围观的人群，其中有三名衣着时髦的女子。桌上摆着数只敞口玻璃容器，地上散着纸片。
这帧的价值有三层。其一，它把「1886 年人满为患」这句正文记述变成了可见的场面：二十个人挤在一间屋子里等着接种，病人来自欧洲各地乃至美国。其二，它确认了正文里的分工——接种由格兰谢尔执行，巴斯德在旁边看。其三，它记下了性别与阶层的实况：画面里等候的多为男性与儿童，唯有三名时髦女子出现在围观人群里；而巴斯德同时代的那份狂犬病门诊统计，恰恰是按性别、年龄与暴露等级分别计数的。
馆方著录把这幅画归在 1886 年，标题里的年代字段本身写作「188-」（后两位不可辨），本文据场景内容与馆方说明，取 1886 年这一读法并在此注明其不确定。许可为 CC BY-NC 4.0。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NC 4.0。
十七、方法论的分歧：十只狗，还是五十只狗
1885 年 7 月之后，对巴斯德工作的质疑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不止一种。
第一种质疑来自医学界内部。巴斯德的合作者里有医学学位的 Émile Roux 拒绝参与人体试验，认为在当时的证据条件下这么做并不正当；巴斯德本人也并非由他执针——注射由巴黎儿童医院儿科主任 Grancher 执行，Vulpian 在旁观察。巴斯德后来辩解说，他保留接种方法的细节是为了控制其质量，只向少数人披露。「方法保密」这一条，在当时既被视为严谨，也被视为可疑。
第二种质疑是数量问题。巴斯德在 1885 年说自己在人体接种前已经使 50 只狗获得抵抗力；而后世的实验室笔记考订指出，他的记录显示实际接种成功的狗只有 11 只。这个分歧不是「谁在撒谎」的问题，而是「巴斯德自己记的是什么」的问题，考订者 Geison 依据的是巴斯德实验室的原始笔记，与巴斯德晚年回忆中的数字不一致。
第三种质疑是疗效本身。这是最要紧的一种，也是最难处理的一种：狂犬病疫苗到底有没有效？在巴斯德活着的时候，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因为对照组的伦理不可能成立，而且自然病程的变异极大。它要到巴斯德死后二十年才被统计回答，而且答案并不像宣传的那样整齐。
巴斯德 1885 年自己报告的病例数是：全年治疗 688 人；其中接种后死亡 3 人（1 例为接种第 13 天后发病、1 例为第 8 天发病、1 例为当日发病，均归因于发病过早、病毒已沿神经上行到延髓）。但巴斯德本人在晚年书信中承认，真正的成功数字是 2,481 人里只有 31 例死亡，其中 20 多例是在发病后才开始接种的。换句话说，1885 年的「十个病人救活一个」的宣传数字与实际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
巴斯德的合作者们后来在巴黎医院狂犬病门诊继续积累数据。1886 年巴斯德报告治疗 350 例，仅 1 人死亡（一名延误五周才来就诊的儿童）；到 1886 年底累计接种约 2,000 人，其中包含 38 名被疯狼咬伤的俄国人，3 人死亡。1898 年，Pottevin 报告 20,166 例中仅 96 人死亡（死亡率 0.48%）。
与此对照的是不接种的基线。Fleming 1872 年报告的 198 例疯狗咬伤者中，被灼烧处理过的 132 例里死了 41 人（31%），未灼烧的 66 例里死了 55 人（84%）。这个 31% 对 84% 的差距，是评价疫苗效果时最有力的自然史对照。而在印度马德拉斯（Madras）16 年、28,898 例的统计中，处理失败率 0.7%；同期 423 例未处理的病例里死亡 148 人（35%）。[35]
把这些数字摆在一起，可以看到一个诚实的结论：狂犬病疫苗不是把死亡率从 100% 降到 0，而是一个在特定条件下（早期接种、处理彻底、能覆盖暴露等级）能把死亡率压到 1% 以下的干预。它之所以有效，是因为狂犬病有一个别的传染病没有的性质：从被咬到发病有一个可测量的潜伏期，而这段潜伏期足够长，长到可以在神经轴突上「赛跑」。
卷七晚年与身后（1882—1895）
十八、1882 年：两封写给科赫的公开信
1882 年是巴斯德公开信战的年份，而公开信战的对手不止一位。
1882 年 1 月，巴斯德在《法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炭疽的传染性》（Sur la propagation du charbon），系统阐述炭疽芽孢在土壤中的长期存活与传播路径。1882 年 4 月，他又在《学术通报》类刊物上就炭疽疫苗接种法的原理与安全性作答。1882 年 9 月 5 日，他在日内瓦国际卫生会议上与科赫当面对峙。1882 年 12 月 25 日，他写下了那封公开信，1883 年 1 月 20 日刊出于巴黎《Scientific Review》。
这封信的结构值得注意，因为它显示巴斯德的争论策略：他不否认科赫的观察，他主张科赫的观察属于一条更早的原理的「新的应用」。
「总之，先生，不是您发现了从芽孢繁殖杆菌与弧菌的方法；不是您指出了它们那奇特的繁殖方式；也不是您指出了芽孢在遇到空气与氧气后所必然发生的种种变化。先生，您是在我的工作之后出发的；您是在我建立的原则之后工作的。」 同上，致科赫公开信
信里还有一段涉及狂犬病的内容，其中引用了 Vulpian 与 Sternberg 的观察：健康人的唾液中也能检出某些致病细菌。巴斯德据此向科赫指出：「唾液中存在某种微生物」这件事本身不能作为「狂犬病病毒是微生物」的证据；关键在于「在发狂犬病的唾液中确定地存在该病毒」，而这一区分是科赫没有做出的。
这封信发表后，科赫一方与巴斯特·巴斯德的其他支持者继续回应。这场论战的余波一直延续到 20 世纪：莫勒雷特 1983 年的论文把它的起因之一归结为普法战争后法德之间的民族情绪，以及科赫圈子对「巴斯德在学术会议上的一句话被误解为对德国的影射」的记恨；路易斯堡大学收录的编者按则给出了另一种读法，认为科赫的批评有相当分量——巴斯德的结论确实不是建立在「最现代的方法」之上，即不是分离纯培养 + 染色 + 分类，而是建立在连续培养的稀释论证上。
这尊小像与本卷那幅埃德尔夫特油画里的姿态并不相同：油画中的巴斯德是俯身、把烧瓶举到眼前细看；这尊铜像则是站着、把手臂伸直、把瓶子高高举起朝光看。同一个人，两种姿态，分别属于两种传播场合——沙龙里的油画与可以放在书桌上的铜像。
馆方著录把年代定在 1870—1890 年间，也就是巴斯德生前最后二十年。铜像本身没有年份标注，这一点本文照录馆方说法，不作更细的断代。图像来源：Wellcome Collection，CC BY 4.0。
十九、1888 年 11 月 14 日：一座以他命名的院子
1887 年 12 月 28 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在巴黎 rue d'Ulm 建立一所以巴斯德命名的研究院。1888 年 11 月 14 日，研究院落成典礼举行，巴斯德坐在共和国总统卡诺的臂弯里走进索邦大剧院的大礼堂。法国科学院五个科学院的正式代表、参众两院议长、各国使节与各校学生代表团在场。
典礼上的座次细节被记录了下来：巴斯德的学生们被人指认出来——杜-claux（Duclaux）、Roux、Chamberland、Metchnikoff，以及来自中央工艺学校与农业学校的代表团；剧院二层楼座由各中学学生组成的「少年花环」覆盖了整个大厅。
研究院的建成有一层本文必须点明的现实动因：狂犬病门诊在 1880 年代已经人满为患。据 Institut Pasteur 官网记载，1885 年之后各地患者涌来，Grancher 医生在巴黎高等师范的附属建筑里设立了一处专门的接种中心。1886 年奥斯曼苏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授给巴斯德 Medjidie 勋章一级与一万 Ottoman 里拉。1887 年以后，巴斯德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中有八人后来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就「看不见的敌人」这个题目而言，1888 年 11 月 14 日的意义在另一处：这一天标志着「看不见的敌人」从一种自然史现象，变成了一种被专门建制来对付的东西。狂犬病门诊是世界上第一个以「预防接种」为唯一业务方向的专门机构；它有登记、有统计、有疗程规范、有档案。巴斯德在这里完成的最后一步，不是发现，而是把发现变成一道可以每天执行的程序。
1889 年 8 月，巴斯德在《法国科学院院刊》发表《论狂犬病》（Sur la rage）——这是他在狂犬病上的总结论文，也是他为自己在人体上的实验所作的正式辩护。同年，埃米尔·鲁（Émile Roux）与阿尔贝·巴尔（Albert Calmette）发表抗白喉血清的论文，把巴斯德的减毒思想推进到治疗领域；巴斯德本人在 1892 年 5 月到里尔听鲁讲课，随后在布达佩斯的卫生与人口学大会上听鲁宣读血清疗法报告。[17]
二十、1895 年 9 月 28 日：他在自己的实验室里
1895 年 6 月，因健康原因，巴斯德辞去巴黎高等师范生理化学实验室主任的职务。1895 年 9 月 28 日，他在默伦-拉科淬特（Marnes-la-Coquette）城外的维勒纳夫-勒唐（Villeneuve-l'Étang）城堡去世，享年七十二岁。他的遗体被运回巴黎，安葬在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那座院子里。[18]
他的一生所获的荣誉，可以从一份相当完整的清单看出其分布规律：
| 年份 | 荣誉或奖项 | 来源 |
|---|---|---|
| 1853 | 法兰西荣誉军团骑士勋章；巴黎药学会消旋酸奖（1,500 法郎）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56 | 英国皇家学会伦福尔奖章（ Rumford Medal，表彰消旋酸与偏振光关系的工作）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59 | 法国科学院蒙蒂翁实验生理学奖（1860 年颁发）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1 | 法国科学院耶克尔奖（Jecker Prize，化学组）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2 | 法国科学院阿朗贝尔奖（Alhumbert Prize，2,500 法郎，表彰对自然发生说的实验性否证）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2 | 当选法国科学院矿物学部委员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6 | 索洛涅中央农业委员会金质奖章（表彰葡萄酒病害研究）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7 | 巴黎世界博览会大奖章（表彰葡萄酒保藏加热法）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69 | 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74 | 英国皇家学会科普利奖章（Copley Medal，表彰发酵与蚕病研究）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81 | 荣誉军团大十字勋章；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接替埃米尔·利特雷留下的席位）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82 | 英国皇家工艺学会阿尔伯特奖章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87 | 当选法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常任秘书（1888 年 1 月因病辞职）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88 | 11 月 14 日巴斯德研究所落成典礼 | 权威传记著录 |
| 1895 | 荷兰皇家科学院列文虎克奖章（表彰微生物学贡献） | 权威传记著录 |
巴斯德身后，1895 年 12 月 27 日在他七十岁生日（12 月 27 日为生辰）前后，索邦大剧院举行了纪念会；1895 年他获列文虎克奖章；1901 年后，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机构与奖项散布于多国。但他真正留在制度里的东西，不是这些名字。
是那两样：一是一套把「看不见」变成「可操作」的实验程序（无菌培养、连续培养、稀释论证）；二是一套把「看不见」变成「可预防」的免疫程序（减毒、递增毒力、按暴露等级定疗程）。今天医院感染管理里的那些动作——洗手、器械处理、隔离、接种——在不同程度上都是这两条程序的后裔。巴斯德本人从未想过这些动作会在一百年后成为一间消毒供应中心的日常，但那条血缘关系是可以逐层追回去的。[18]
这帧的价值在于那道题赠。照片上的巴斯德约六十余岁，礼服笔挺、领结端正、双手交叠置于膝前，是一张标准的正式肖像；但卡片背面或正面留着他自己的字迹，说明这张影像不是一次商业摄影的结束，而是另一段人际关系的开始。
茹兰（Jules Raulin）是他早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第一位助手，后来主管高师的生理化学实验室。本卷第七节讲 1857 年里尔工业专门学校那场演讲时曾提到「发酵是生命活动相对应」的说法——那套想法之所以能变成可操作的工艺，正是因为身边有一批可以被训练成助手的人。题赠的存在，说明这套师承关系一直延续到照相馆的取景框前。
本卷第八节与第十九节分别引用了纳达尔 1886 年的这张肖像与「巴斯德成为公众人物」这一判断；本图所示的题字，与卷末那帧纳达尔影棚肖像上的署名，正是那个转变的两件物证——一帧写给友人，一帧留给公众。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公有领域。
墓室为拱顶石室，中央一具黑色石棺，四周大理石壁面上刻着拉丁文墓志铭。二十余人肃立致哀，多着深色西装，室内悬挂枝形烛台与花饰。墙上铭文可辨出「PASTEUR」与「1822—1895」等字样，以及拉丁文题铭的片段。
本卷第二十节记巴斯德 1895 年 9 月 28 日病逝于默伦-拉科淬特的维勒纳夫-勒唐城堡，遗体运回巴黎，安葬在后来成为巴斯德研究所的那座院子里。这一帧是那座墓室在九十年后仍被当作纪念场所使用的实证——一个机构把自己创始人的墓纳入日常空间，其意义不在于葬仪，而在于「建制」本身：巴斯德在 1888 年要建的，本来就不是一栋楼，而是一套可以每天执行、可以统计、可以传下去的程序。
图像来源：Wikimedia Commons，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Gallica，公有领域。
考异四则
考异一：炭疽芽孢的优先权，究竟属于谁
四种说法
说法 A（巴斯德，1882 年 12 月 25 日公开信）：芽孢的发现优先权属于我——「是我描述并绘出了这种杆菌，是我指出了芽孢的形成以及丝状体周围物质的溶解，最后，是我证明了这些芽孢或孢囊可以在形成多年之后再生」；并责问科赫「为什么在第一篇报告里把这一切都藏起来」。见其致科赫公开信，巴黎，1882 年 12 月 25 日。
说法 B（科赫，1876 年《炭疽的病因学》及其 1878 年《细菌学研究》第三卷）：在炭疽杆菌中观察到芽孢（Koch 在 1876 年于炭疽杆菌培养物中记述了芽孢形态与染色特性），并在纯培养、染色分类与动物实验的完整体系下确立了炭疽的病原学地位。科赫 1882 年在日内瓦会议上所作报告随后刊于《德国卫生局文集》第一卷，成为与巴斯德 1881 年论文对垒的两份文本。
说法 C（巴斯德自己给出的另一条证据链）：Vallery-Radot 记述，巴斯德在研究蚕病时（1865 年前后）已观察到 flacherie 病的弧菌分裂出类似发亮微粒的芽孢，并证明这些芽孢像植物的种子一样「在多年之后仍能复活」；丁达尔 1870 年 7 月 7 日在《自然》书评中亦记下了科赫所见芽孢「像豆荚里的豆子一样被包在丝状体的膜里」这一形态描述当时的学界观感。这一条说明「芽孢」这一生物学事实，并非巴斯德在 1876 年之后才掌握。
说法 D（后世史学）：莫勒雷特 1983 年的梳理把这场比赛的起因之一归于普法战争后法德之间的民族情绪与科赫圈子对「未被充分引证」的不满；路易斯堡大学收录《Pasteur 致 Koch 回应》的编者按则明确指出，科赫的批评有相当分量——巴斯德的结论确实不是建立在「分离纯培养 + 染色 + 分类」这一当时最新的方法之上，而是建立在连续培养的稀释论证之上；而《Il Nuovo Saggiatore》所收的现代史文章则把整件事处理为巴斯德与科赫二人在方法论上各有侧重、各有所长，并不存在单一的「发现者」。
由此可得：两者都发现了，但发现的对象不同——科赫发现的是「炭疽杆菌会形成芽孢」这一具体事实，巴斯德主张的是「微生物普遍存在耐受性芽孢并能长期休眠」这一一般性命题。谁在一般性命题上更早，现有材料不足以裁定，因为未见科赫 1876 年论文与 1878 年第三卷的完整法文原本，也未见巴斯德 1865 年两卷本《论蚕病》第一卷第 168、228、256 页的影像核对。本文并列而不取舍，是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影响后续任何一项具体技术史事实。
考异二：炭疽疫苗是「减毒」还是「选择」
三种说法
说法 A（巴斯德本人，1881 年的表述）：巴斯德 1881 年提出的原理是「减毒」（atténuation）：同一种微生物的毒力被连续降低，直到不能再致死、只能引起一次轻微的疾病，而这 mild 的疾病反过来保护宿主不受致命疾病的侵害。Institut Pasteur 与 CHU de Montpellier 的机构性表述即为：1881 年他「提出了接种的原理，即『被削弱到永远不会致死、能引起一种良性疾病并使之免受致命疾病侵害的微生物』」。Vallery-Radot 记述其具体操作：以 42.5℃ 培养炭疽杆菌（不形成孢子，因而对氧敏感），毒力逐日下降，依次取样在 37℃ 培养并保存。
说法 B（当时的「减毒说」通行表述与李斯特的质疑）：当时医学界普遍把「减毒」理解为一种把毒物剂量调小的操作，其安全性依赖于「减」的程度是否恰好；李斯特在其外科文献中正是从这一角度质疑巴斯德——他担心减毒在个体间的差异，并主张用「剂量可控」的方式更稳妥。
说法 C（后世重构）：二十世纪以后的免疫学教科书多把这一过程写成「选择」（sélection）：从一个本来就存在强毒株与弱毒株的群体里，筛出弱的那一支来繁殖，而不是把每一个体都一路削弱。Geison 依据巴斯德实验室原始笔记对 1881 年 2 月 28 日那次毒力梯度实验的重建，也把「减毒」与「选择」在实验记录层面的差别摆了出来；René Dubos 1950 年的《Pasteur》则从更宽的史学视角讨论了「巴斯德自己如何叙述他的发现」与「他实际做了什么」之间的落差。
考异三：狂犬病疫苗到底救了多少人
三种说法
说法 A（巴斯德自己的早期报告）：1885 年巴斯德在《论狂犬病》（Sur la rage，1889）中报告该年治疗 688 人，其中 3 人死亡（接种后仍发病，1 例于第 13 天、1 例于第 8 天、1 例于当日发病），并把原因归于发病过早、病毒已上行至延髓。1886 年他报告治疗 350 例，仅 1 人死亡（一名延误五周才来就诊的儿童）；至 1886 年底累计约 2,000 人接种，其中含 38 名被疯狼咬伤的俄国人，3 人死亡。
说法 B（巴斯德晚年的自述口径）：巴斯德在晚年书信中使用的成功数字为 2,481 人中仅 31 例死亡，且其中二十余例是在已经发病后才开始接种的。这是与说法 A 明显不同的口径。[33]
说法 C（1885—1900 年的重新评估）：Pottevin 1898 年报告 20,166 例接种中 96 人死亡（死亡率 0.48%）；同时代的自然史对照给出基线：Fleming 1872 年报告的 198 例疯狗咬伤者中，被灼烧处理的 132 例死亡 41 人（31%），未灼烧的 66 例死亡 55 人（84%）；印度马德拉斯 16 年 28,898 例统计中，处理失败率 0.7%，同期 423 例未处理者死亡 148 人（35%）。[36]
可以核对的有两件事：其一，处理组死亡率显著低于未处理组——31% 对 84%、35% 对 0.7%，这两组数字出自不同的统计系统，但方向一致；其二，效果高度依赖三个条件：接种是否在发病前尽早开始、暴露等级是否被正确评估（头面部与深部伤口需要更长、更强的疗程）、以及是否采用了当时可用的局部处理手段。
本文不主张的是「狂犬病疫苗降低了多少死亡率」这样的单一数字——因为分母的界定（就诊者 / 完成全程者 / 全部被咬者）在 19 世纪的各份统计里互不一致，把 0.48%、0.7% 与 31% 并列成一张表会产生误导。本文宁可让这几个数字各自带着自己的分母出现。
考异四：宗教、政权与科学判断
四种说法
说法 A（巴斯德本人的公开划界，1861 年 5 月 19 日巴黎化学学会讲演）：「存在这样一些情况吗，人们曾见到自发生成的现象……这里既不涉及宗教，也不涉及哲学，更不涉及任何体系。先入的断言与看法在这里无关紧要。这是一个事实问题。」[7]
说法 B（同一讲演结尾的自我辩护）：巴斯德在同一文本里写道：「在这类题目上，与其用诗意、幻想和本能的解答，不如让科学、让真正的方法恢复其权利并行使它；这里没有哪一种宗教、哲学、无神论、唯物论或唯灵论是站得住的。我甚至可以补一句：作为学者，我无所谓。」
说法 C（巴斯德的宗教立场本身）：他在 1882 年 4 月 27 日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接纳辞中写下：「宣布无限者的存在，而没有人能够回避它——这一断言中积累的超自然成分，比一切宗教的一切奇迹中所能发现的还要多。」可见巴斯德本人的宗教信念是明确而强烈的。因此说法 A 与 B 中的「不涉及宗教」指的是方法论上的不涉及，而不是个人信念上的不涉及。
说法 D（后世的史学解读）：Dougan 的《The politics of Pasteur》一类研究把巴斯德的政治与宗教立场纳入对其科学判断的分析：巴斯德在普法战争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其反自然发生说的论证在 1862—1864 年间恰好为第三共和国提供了一件合适的科学武器；而「科学为国服务」的表述同时出现在他的演讲与他的公共生活里。Dubos 1950 年的《Pasteur》则以更长的时段讨论了巴斯德的科学判断与其个人信念之间的关系，认为两者既有重合也有张力。
本文主张：巴斯德在 1861 年的讲演里那句「这里不涉及宗教」，是在防御一种具体的方法论攻击——当时普歇等人把自然发生说当作正面主张，而他拒绝让这场争论在信仰层面展开。把这句话读成「巴斯德没有宗教立场」是错的；读成「他的实验结果受了他的宗教立场影响」同样缺乏本文可核的支撑。Dougan 一类的政治性解读本文记录其主张而不作采信，理由是未见其原书，仅见二手转述；而本文可以核实的是：巴斯德的实验结论（曲颈瓶、连续培养、芽孢）在同时代被多位不同立场的人重复得到，尤其是普歇本人承认巴斯德「在他面前重复实验」的条件优于他。
巴斯德 1868 年中风之后所写论文与晚年书信，其判断力是否受身体状况影响，尚待对其最后十年手稿作文本学分析，此处不具论。
附表三则
附表一：编年总表（1822—1895）
| 年份 | 事件 | 来源性质 |
|---|---|---|
| 1822-12-27 | 生于汝拉省多勒；父亲为制革匠、原拿破仑军士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43 | 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受业于杜马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46 | 入 Balard 实验室任研究助理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47 | 提交两篇博士论文（化学一篇、物理一篇，后者题目为《液体旋光现象研究》及其化学应用） | 权威 传记著录 |
| 1848 | 手工分拣消旋酒石酸钠铵盐晶体，证明分子不对称；1848 年在法国科学院宣读并于《化学与物理年刊》发表；毕奥任报告人 | 权威 《Il Nuovo Saggiatore》／Vallery-Radot |
| 1848 | 任斯特拉斯堡大学化学教授；1849 年 5 月 29 日与 Marie Laurent 结婚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54 | 任里尔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教授 | 权威 Institut Pasteur 编年 |
| 1857-12-15 | 在里尔工业专门学校演讲，提出「发酵是与一个生命活动相对应的现象」 | 权威 Vallery-Radot《L'œuvre scientifique》 |
| 1859 | 获法国科学院蒙蒂翁实验生理学奖（1860 年颁发）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861-05-19 | 在巴黎化学学会讲演《论大气中存在的有机体微粒：自然发生说的检验》，曲颈瓶实验的系统陈述 | 原始 讲演原文转录 |
| 1862 | 获法国科学院阿朗贝尔奖（2,500 法郎）；当选矿物学部委员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862 | 提出「微生物无处不在」：空气中的尘埃含微生物，最易腐败的液体加热后避开空气即保持不变 | 权威 Institut Pasteur 编年 |
| 1863-12 | 《论葡萄酒研究》第一部分发表于《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7 卷第 23 期（pp. 936–942） | 原始 院刊著录 |
| 1864-01 | 《论葡萄酒的自发变质或病害，特别是汝拉省》发表于第 58 卷第 3 期（pp. 142–150，附铜版画） | 原始 院刊著录 |
| 1864-01 | 院刊第 58 卷载巴斯德请求科学院指派委员会（弗卢朗、杜马、布朗尼阿尔、米勒-爱德华、巴拉尔）在其面前重复自然发生说之争的实验（pp. 21–22）；普歇答复与巴斯德反驳（pp. 191–192） | 原始 院刊目录 |
| 1865 | 两卷本《论蚕病》出版；微粒子病的选卵检疫法与软化病的「特定场地」概念成形 | 原始／权威 著录＋Institut Pasteur |
| 1865-05-01 | 在法国科学院报告葡萄酒加热保藏法：闭密容器中 60—100℃ 一两小时，逐步降至 50—60℃ | 权威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第 10 卷 |
| 1866 | 《论葡萄酒》（Études sur le vin）出版；获索洛涅中央农业委员会金质奖章 | 权威 荣誉与著录 |
| 1864-04-07 | 在巴黎索邦「科学晚会」讲演自然发生说，提出「生命就是芽孢，芽孢就是生命」；宣称自然发生说受致命一击 | 原始 讲演原文／Vallery-Radot 记述 |
| 1868 | 波恩大学授予名誉医学博士学位；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朗福德奖章；10 月 19 日在科学院宣读 Salimbeni 的蚕病著作后中风，左侧偏瘫 | 原始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69 | 当选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872 | 在院刊上与弗雷米、Trécul、Béchamp 就酵母与发酵连续论战；普歇同年去世，至死不承认自然发生说被推翻 | 原始 院刊第 74、75 卷目录 |
| 1874 | 阿尔福的 Gabriel Colin 就腐败起源向巴斯德发起挑战，此后多次在法国医学科学院与之争论 | 权威 兽医学史研究（Orth 2022） |
| 1876 | 科赫发表《炭疽的病因学》，观察并描述炭疽芽孢，给出纯培养与染色体系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77-04-30 | 在法国科学院宣读炭疽连续培养研究：第四十代培养物接种兔致死；提出「炭疽是细菌的病」；同日称赞科赫的芽孢发现 | 原始 致科赫公开信中的复述／Vallery-Radot |
| 1878-07 | 汝拉埋尸坑取样，表层土壤见炭疽芽孢；1879 年同坑再现芽孢 | 原始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78-04-29 | 在法国科学院宣读《细菌理论及其在医学与外科中的应用》（院刊第 86 卷 pp. 1037–1043） | 原始 英译存档 |
| 1878-04-30 | 在法国医学科学院讲演同题法文版（G. Masson 出版），公开把外科消毒法的建立归功于李斯特 | 原始 讲演原文转录 |
| 1878 | 获荣誉军团大军官勋位；获法国科学院让-雷诺奖（1886）之外的诸多荣誉之一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879 | 证明蚯蚓把深层土壤中的炭疽芽孢带到地表；草场污染实验；鸡霍乱减毒成功，首个减毒活疫苗 | 权威 Vallery-Radot／CHU de Montpellier |
| 1881-02-28 | 发表炭疽疫苗接种法理论笔记（后被 Geison 依原始笔记重构，机制解释存争议） | 权威 Geison 转述 |
| 1881-05-05 至 06-02 | 普伊勒堡公开试验：24 只羊 + 1 只山羊 + 6 头牛接种后全部存活；未接种组 21 只羊与山羊死亡 | 权威 《A History of Medical Bacteriology and Immunology》所录原始数据 |
| 1881-07/08 | 巴黎周边两周内接种近 2 万只羊及大量牛、马；图表尔（Chartres）现场试验：35 只羊中未接种组 10 只于 7 月 18 日死亡、另有 2 只与 3 只于 19 日死亡 | 原始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81-08-03 | 在伦敦第十届国际医学大会宣读疫苗接种演说，结束语向詹纳致敬；于李斯特实验室观看科赫染色演示并当面称赞 | 原始 Vallery-Radot／Mollaret |
| 1882-01 | 发表《论炭疽的传染性》，论述芽孢在土壤中的长期存活 | 权威 著录 |
| 1882-09-05 | 日内瓦国际卫生会议上与科赫当面对峙 | 原始 致科赫公开信 |
| 1882-12-25 | 致科赫公开信（巴黎），1883 年 1 月 20 日刊于巴黎《Scientific Review》 | 原始 公开信全文 |
| 1884-04-27 | 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接替埃米尔·利特雷留下的席位），作接纳辞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885-07-06 | Joseph Meister 到访实验室；7 月 6 日起治疗，十天共十二次接种，7 月 16 日完成最后一次 | 原始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85 | 全年治疗 688 人，3 人死亡；1886 年报告 350 例仅 1 死；1886 年底累计约 2,000 人 | 权威 狂犬病史研究综述 |
| 1887-12-28 |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总统签署法令，批准建立巴斯德研究所 | 权威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88-11-14 | 巴斯德研究所落成典礼；狂犬病门诊在巴黎高等师范附属建筑内运作 | 原始／权威 Vallery-Radot／Institut Pasteur |
| 1889 | 发表《论狂犬病》（Sur la rage）总结人体实验 | 权威 著录 |
| 1892-12-27 | 七十岁生日，索邦大剧院纪念会；Roty 奖章铭文「法国与人类致巴斯德」 | 原始 Vallery-Radot 传记 |
| 1895-09-28 | 卒于默伦-拉科淬特城外维勒纳夫-勒唐城堡，享年七十二岁；遗体安葬于巴斯德研究所 | 权威 权威传记著录 |
| 1895 | 获荷兰皇家科学院列文虎克奖章 | 权威 荣誉著录 |
| 1901 / 1905 | 诺贝尔奖首颁（不授予已故者，故巴斯德无缘）／科赫获生理学或医学奖，表彰其结核病研究 | 权威 对照说明 |
附表二：人物谱系与对手名录
| 人物 | 生卒 | 与本文的关系 |
|---|---|---|
| 路易·巴斯德 Louis Pasteur | 1822—1895 | 本文主角。化学家、微生物学家。1848 年分子不对称；1857 年发酵是生命活动；1861 年曲颈瓶终结自然发生说；1865 年蚕病两卷本；1877 年炭疽连续培养；1879 年蚯蚓传播；1881 年炭疽疫苗与减毒原理；1885 年狂犬病人体接种。 |
| 让-巴蒂斯特·安德烈·杜马 Jean-Baptiste-André Dumas | 1800—1884 | 巴斯德的老师。委托他研究蚕病的是杜马；巴斯德公开把这项工作的主动权归于他。杜马本人对自然发生说持自然发生说立场，是 1864 年科学院委员会成员之一。 |
| 让-巴蒂斯特·毕奥 Jean-Baptiste Biot | 1774—1862 | 旋转光学奠基人之一。1848 年要求巴斯德当面演示并任科学院报告人；「我亲爱的孩子……」一语为其名言。 |
| 米切利希 Eilhard Mitscherlich | 1794—1883 | 1847 年提出两种酒石酸钠铵盐作用不同的报告（后证明为其操作失误），并与巴斯德有过关于「先入之见」的当面交锋。 |
| 费利克斯-阿基米德·普歇 Félix-Archimède Pouchet | 1800—1872 | 自然发生说的主要辩护者。1864 年院刊中与巴斯德往返笔记多则；1862 年后自然发生说在科学院框架下失位；至死不承认被推翻。 |
| 路易·巴斯德之外的对手：保罗·贝尔 Paul Bert | 1833—1886 | 1877 年 1 月在生物学学会上以压缩氧实验得出「细菌既非炭疽之因亦非其必果，炭疽必由病毒引起」的结论，一度使炭疽病原问题陷入混乱。 |
| 卡西米尔·达文 Casimir Davaine | 1812—1895 | 1863 年在炭疽羊脾脏中发现杆菌并作接种传播实验，是把巴斯德的发酵学理引入医学的第一人。 |
| 让-安托万·巴夏里埃 Louis Pasteur 之前的同事：贾拉尔与勒普拉 Jaillard & Leplat | — | 瓦勒-德-格朗欣的实验者，二人接种成功但找不到菌体，被达文判为「牛病」；巴斯德 1877 年以连续培养解决了这一分歧。 |
| 约瑟夫·李斯特 Joseph Lister | 1827—1912 | 外科消毒法的建立者。1865 年起把巴斯德的微生物学用于外科；1878 年 4 月 30 日被巴斯德在法国医学科学院讲演中公开致谢；1881 年 8 月伦敦大会后巴斯德在李斯特实验室观看科赫演示。 |
| 罗伯特·科赫 Robert Koch | 1843—1910 | 1876 年炭疽的病因学与纯培养；1878 年《细菌学研究》；1881—1882 年围绕炭疽疫苗方法论的论战对手；190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结核病研究）。 |
| 阿尔弗雷德·于尔皮安 Alfred Vulpian | 1836—1924 | 狂犬病委员会成员。1885 年 7 月 6 日巴斯德在给 Meister 接种前先与其商量的对象，其意见是「既然几乎确定孩子会死，尝试接种就是义务」。 |
| 雅克-约瑟夫·格朗谢 Jacques-Joseph Grancher | 1847—1915 | 巴黎儿童医院儿科主任。1885 年 7 月 6 日为 Meister 实际执行十二次注射的人；其后设立狂犬病门诊。 |
| 爱米尔·鲁 Émile Roux | 1858—1933 | 巴斯德的学生与合作者，1880 年入实验室。反对在 1885 年即行人体接种；1889 年与 Balette 发表抗白喉血清，推动巴斯德的方法进入治疗领域。 |
| 夏尔·尚伯兰 Charles Chamberland | 1850—1908 | 巴斯德的核心助手，炭疽与狂犬病研究的主要执行者；巴斯德—尚伯兰滤器的发明人。 |
| 儒贝尔 M. Joubert | — | 1876—1877 年与巴斯德共同完成炭疽连续培养实验者；1878 年 4 月 29 日巴斯德在法国科学院讲演中以「儒贝尔与我」相称。 |
| 阿尔贝·塞迪约 A. Sédillot | 1824—1876 | 外科医生，1878 年提出「microbe」（微生物）一词，巴斯德在讲演中采用并称其为「贴切而令人高兴的新词」。 |
| 安托万·贝尚 Antoine Béchamp | 1815—1908 | 化学家，1864 年院刊第 68 页就其在自然发生说问题上的贡献份额与巴斯德往复笔记。 |
| Joly 与 Musset | — | 《新实验，倾向于否证局部宇宙胚种说》（1864 年院刊第 1122 页），与普歇同持自然发生说立场。 |
| 威廉·詹纳 Edward Jenner | 1749—1823 | 牛痘接种法的建立者。巴斯德在 1881 年 8 月 3 日伦敦演说中向其致敬，并把自己的工作表述为「把接种的意义加以推广」。 |
| 丁达尔在格拉斯哥会议上的同席者 | — | 1870 年《自然》书评中「科赫所见芽孢像豆荚里的豆子一样被包在丝状体的膜里」一语所记述的那次会议上，在场并作此描述者。 |
| 约翰·廷德尔 John Tyndall | 1820—1893 | 英国物理学家，1870 年 7 月 7 日在《自然》为巴斯德蚕病专著写书评，提供法国蚕业 1853—1865 年的数据。 |
| 让-巴蒂斯特·弗卢朗等 Flourens, Dumas, Brongniart, Milne-Edwards, Balard | — | 1864 年受巴斯德之请、主持自然发生说之争重复实验的科学院委员会五名成员。 |
| 勒内·迪博 René Dubos | 1901—1988 | 微生物学家与科学史家，1950 年著《Pasteur》，后世的主要史学参照之一。 |
| 乔治·盖森 George Geison | — | 依巴斯德实验室原始笔记重构 1881 年炭疽疫苗关键实验的学者，「减毒 vs 选择」考异的主要依据之一。 |
| 埃卢瓦·巴尔泰勒米 Eloi Barthélemy | — | 阿尔福出身的兽医学者，1823 年即证明炭疽可通过接种传给不同物种的动物。 |
| 奥内西姆·德拉方 Onésime Delafond | 1805—1861 | 阿尔福教授。1860 年即报告炭疽血液中的「小杆」并在表皿中培养，却只肯说它们有诊断与预后意义，不敢下因果结论。 |
| 让-巴蒂斯特·绍沃 Jean-Baptiste Chauveau | 1827—1893 | 里昂兽医学院教授，1866 年即主张传染病的特异性与外源性，与阿尔福学派的自发说对立。 |
| 加布里埃尔·科林 Gabriel Colin | 1825—1896 | 阿尔福生理学家。1874 年起就腐败起源向巴斯德挑战，多次在法国医学科学院反对其炭疽病因结论；1878 年 3 月 19 日巴斯德提着装有死鸡的笼子到医学科学院，当众演示炭疽可传染给鸡。 |
| 亨利·布莱 Henri Bouley | 1814—1885 | 阿尔福出身的兽医学者，早年主张疾病自发说，1877 年巴斯德证明炭疽菌病因后转变立场，成为细菌论与接种最坚定的兽医界倡导者之一。 |
| 埃梅尔·弗雷米 E. Fremy | — | 法国化学家，坚持酵母可由非生命物质直接生成，1860 年代末至 1872 年在院刊上与巴斯德长期往返论战。 |
| 萨林贝尼 Salimbeni | — | 意大利研究者，1868 年出版用显微镜检查与预防蚕病的著作；巴斯德 1868 年 10 月 19 日在科学院宣读其著作，当晚中风。 |
附表三：史料影像与文献出处
| 图号 | 影像／文献 | 收藏或版本 | 年代 | 许可 | 所证史实 |
|---|---|---|---|---|---|
| 图七 | 巴斯德曲颈瓶实物 | Wellcome Collection M0012521 | 1870—1890 年代入藏；器物属 1860 年代 | CC BY 4.0 | 1861 年自然发生说实验的唯一变量是弯口是否落尘 |
| 图八 | 巴斯德玻璃瓶（直颈，非曲颈） | Wellcome Collection L0057230 | 1860—1864 | CC BY 4.0 | 同期的两类器物分工：直颈瓶与曲颈瓶 |
| 图九 | 巴斯德玻璃曲颈瓶 | Science Museum London／Science and Society Picture Library | 1860 年代器物，2013 年拍摄 | CC BY-SA 2.0 | 曲颈瓶是可按需吹制的标准器物而非孤品 |
| 图六 | 巴斯德蚕病研究的器械组（显微镜、仪器箱、蚕茧串） | Wellcome Collection L0057261 | 1880 年代入藏 | CC BY 4.0 | 蚕病诊断的物质基础：箱子—对象—放大 |
| 图四 | 巴斯德用过的蚕茧串 | Wellcome Collection L0057278 | 1865—1870（庞吉斯克） | CC BY 4.0 | 茧壳羽化孔用于判定母蛾是否已出蛾 |
| 图五 | 蚕软化病微生物图版（翻拍） | Wellcome Collection M0013315 | 翻拍自 1926 年《巴斯德全集》第一卷第四册 | CC BY 4.0 | 两种蚕病形态分岔：散布的弧菌与成团的微粒 |
| 图十三 | 炭疽杆菌显微拼版（翻拍） | Wellcome Collection M0013311 | 翻拍自科赫 1881 年出版物 | CC BY 4.0 | 芽孢与荚膜作为可指认的形态证据 |
| 图十一 | 笼中的实验犬 | 《Illustration》1884，据 Paul Renouard 刻印 | 1884 | 公有领域 | 狂犬病疫苗先在狗身上试行的日常实验界面 |
| 图十二 | 罗伯特·科赫肖像 | Wellcome Collection M0014855 | 19 世纪末 | CC BY 4.0 | 1882 年公开信的收信人 |
| 图十四 | 科赫在实验台前工作 | Paul de Kruif《微生物猎人》（1927）插图 | 1927 年出版，所绘为 1870—80 年代工作场景 | 公有领域 | 纯培养所需的操作体量 |
| 图十五 | 约瑟夫·迈斯特 | Wikimedia Commons（据 Geison 1995 年著录转引） | 1885 | 公有领域 | 被咬十四处后两天即到诊的时间窗口 |
| 图十六 | 接种的一刻（《哈珀斯周报》） | Harper's Weekly 29:1513（1885-12-19）p. 836 | 1885 | 公有领域 | 执针者并非巴斯德本人；画中患儿非迈斯特 |
| 图十七 | 1886 年高师实验室狂犬病疫苗接种现场 | Wellcome Collection 546231i | 1886 | CC BY-NC 4.0 | 门诊人满为患；巴斯德旁观、格兰谢尔执行 |
| 图二 | 青年巴斯德卡式照片 | Musée Carnavalet／Paris Musées（Chalot 摄） | 1860—1890 | CC0 | 成名后需要可分送的标准像 |
| 图二十二 | 纳达尔拍摄的巴斯德，附巴斯德亲笔题赠 | Wikimedia Commons | 1886 | 公有领域 | 巴斯德与助手茹兰的师承延续至晚年 |
| 图一 | 阿尔布瓦的库尔河与石桥 | Wellcome Collection V0028765 |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 | CC BY 4.0 | 童年所在城镇的环境与制革业背景 |
| 图二十三 | 巴斯德墓室的一次悼念（1932 年） | BnF／Gallica（166155） | 1932-08-27 | 公有领域 | 墓室被纳入研究所日常空间即「建制」的实证 |
| 图二十一 | 举瓶的巴斯德（青铜像） | Wellcome Collection L0058252 | 1870—1890 | CC BY 4.0 | 同一姿态在沙龙油画与桌面铜像两种传播场合中的差异 |
| 图十八 | 1886 年木刻版画《巴斯德与他的狂犬病患者》 | Wellcome Collection 17886i（据 Paul Renouard 原作刻印） | 1886 | CC BY 4.0 | 公众眼中的巴斯德与当年远道而来的患者群 |
| 图十九 | 19 世纪法国彩色石印商业卡片（Chocolat Carpentier 赠品） | Wellcome Collection 38592i（L0027358） | 1895？—1900 | 公有领域 | 编目将图中动作解读为向腹壁注射；商业印刷把医疗新闻变成大众题材；巴斯德走到病人面前的新社会形象 |
| 图二十 | 19 世纪木刻版画：农舍院落中的炭疽疫苗接种 | Wellcome Collection L0003758 | 19 世纪 | CC BY 4.0 | 接种术走出实验室、进入兽医站与农户院落 |
| 图二十四 | 阿尔贝特·埃德尔夫特油画《路易·巴斯德》 | Wikimedia Commons 存档（Edelfelt 原作） | 1885 | 公有领域 | 科学家公众形象从书斋学者转为实验台前的工作者 |
| 图二十五 | 《哈珀斯周报》1895 年木刻版画 | Wikimedia Commons 存档（据 Edelfelt 油画） | 1895 | 公有领域 | 埃德尔夫特作品同年进入美国大众媒体的记录 |
| 图二十六 | 保罗·纳达尔影棚肖像 | Wikimedia Commons 存档（Louis Pasteur, foto av Paul Nadar, Crisco edit） | 1895 年之前 | 公有领域 | 1881 年后巴斯德作为受勋公众人物出现在正式肖像中 |
引文
- 并载毕奥（Biot）看完巴斯德亲手演示后的原话。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4 章：论文题目原文、米切利希报告的更正、毕奥作为报告人向科学院提交成果的经过。
-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4 章：米切利希与毕奥对话的原文（英译）、1848 年科学院宣读与《年刊》发表、1848—1849 年的任职与婚事。 《Il Nuovo Saggiatore》文中所引毕奥名言及其原文（法文）与语境（毕奥要求巴斯德当面在自家实验室重做旋转光实验）。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8 章：1889 年 10 月巴斯德抱病赴阿卢雅（Alais）出席为杜马（J.-B. Dumas）立像的典礼；养蚕业者赠其银制金茧谢礼，巴斯德当众称蚕病研究的「倡议」（initiative）出自杜马，原话「In the expression of your gratitude, by which I am deeply touched, do not forget that the initiative was due to M. Dumas」。 同章述杜马为巴斯德在师范学院时期的老师，且为将蚕病研究交付巴斯德的动因。 1911 年《Encyclopædia Britannica》「Pasteur, Louis」条以「正如每一种发酵都有一种确定的成形发酵物，许多疾病也依赖于一种独特微生物的存在」概括其由发酵推及疾病的思路，可证「同一种病由同一种微生物引起」在蚕病上的首次套用。
- Vallery-Radot《L'œuvre scientifique de Pasteur》：蚕病部分对「场地」概念与选卵法的完整叙述。
-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8 章：两卷本《论蚕病》的出版经过与体裁。 丁达尔 1870 年 7 月 7 日《自然》书评：蚕业数据与对全书性质的评述。 《Il Nuovo Saggiatore》所载巴斯德 1878 年 8 月信中对胚种与「单侧性」的追述
- 接种纯种；维持无菌）。 Vallery-Radot《L'œuvre scientifique de Pasteur》：1857 年里尔演讲的经过与「发酵是生命活动相对应」的表述。 英文维基百科「Fermentation theory」条目所记 1857 年 8 月寄出、三个月后宣读、11 月 30 日刊印的时间线
- 《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7 卷第 23 期（1863 年 12 月，pp. 925–964）与第 58 卷第 3 期（1864 年 1 月，pp. 141–180）两期原件的著录与页码；论文正文 pp. 936–942 与 pp. 142–150，附「Maladies des Vins — leurs Fermets」铜版画一帧。 《法国科学院院刊》第 58 卷目录：巴斯德 1864 年两篇葡萄酒论文的条目与页码（93、142 页），及同年 1—2 月与费利克斯·普歇关于自然发生说的往返笔记（21、22、191、192、68 页）。 《Complete Dictionary of Scientific Biography》第 10 卷所载 1865 年 5 月 1 日巴斯德向科学院报告的温度区间与试验过程。
- 《Il Nuovo Saggiatore》所载 1862 年阿朗贝尔奖与同年当选矿物学部委员的记述。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6 章：1864 年 4 月 7 日索邦讲堂的听众与场面、当晚报界的评论；第 7 章：1868 年 1 月《Moniteur》文章的交涉、1868 年 10 月 19 日科学院宣读与中风、10 月 26 日报告中的蚕卵检验笔记、波恩名誉学位与朗福德奖章。 Institut Pasteur 官网《The middle years 1862-1877》页：巴斯德关于微生物分布普遍性的表述与对李斯特的提及。
- Pasteur, “Germ Theory and Its Applications to Medicine and Surgery”（1878 年 4 月 29 日法国科学院宣读，英译存档）：「连续培养」方法陈述、十二次培养相当于把原始液滴稀释到地球体积的算术、炭疽菌的实验描述。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2 章（1876—1877 年炭疽研究）：第四十个烧瓶、接种兔子的结果、1877 年 4 月 30 日科学院宣读与「炭疽是细菌的病」比喻；同书第 10 章：1878 年 3 月母鸡笼事件、科林承诺的母鸡被狗吃掉、白母鸡二十九小时死亡、冷水浴降温实验与两只对照鸡。 Patrice Debré, “Pasteur at the Academy of Medicine: from hygiene to germ theory”, Comptes Rendus Biologies 345 (2022): 83–92：1878 年 3 月 19 日巴斯德提笼赴会的日期与经过、冷水浴实验的解读。
- Pasteur, “The Anthrax Vaccination: Reply of M. Pasteur to a paper of M. Koch”（致科赫公开信，巴黎 1882 年 12 月 25 日；《Scientific Review》巴黎 1883 年 1 月 20 日刊出； H. H. Mollaret, “Contribution to the knowledge of relations between Koch and Pasteur”, NTM-Schriftenr. Gesch. Naturwiss. Technik. Med. 20 (1983): 57–65：两人关系的逐年梳理，包括 1881 年伦敦大会与科赫在李斯特实验室的演示、1877 年 4 月 30 日巴斯德对科赫芽孢发现的称许。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2 章：1878 年 7 月汝拉取样、两年内三个不同时刻的坑表土均见炭疽芽孢、蚯蚓携带与草场污染实验。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2 章：1881 年 8 月 3 日圣詹姆斯大厅的入场细节、帕吉特主席的开幕辞与只点名巴斯德、巴斯德当日致夫人的信、演说的「推广接种」结尾段与对詹纳的致敬。 Mollaret 1983：两人 1881 年 8 月伦敦首次会面与巴斯德对科赫染色法的称赞。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3 章（1885—1888）：Meister 案完整经过（7 月 4 日被咬、14 处伤口、店主 Vone 手臂被咬并开枪击狗、Weber 医生石炭酸灼烧、巴斯德咨询 Vulpian 与 Grancher、十天十二次接种、7 月 16 日最后一次用一日龄脊髓材料、孩子脱险）。
- 《Louis Pasteur and his rabies patients. Wood engraving after Paul Renouard, 1886》，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编号 17886i 及其所录当时报道说明；本图页脚标题与图上方小字（图面可辨部分）
- 致科赫公开信（1882 年 12 月 25 日，1883 年 1 月 20 日刊出）全文存档。 Mollaret 1983：普法战争后的民族情绪、误解巴斯德发言、科赫圈子对未获引用的不满。 University of Louisville（engineering.louisville.edu）“Reply of Pasteur to Koch”页：编者按与英译说明，含科赫批评的合理成分之评述。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5 章：1888 年 12 月 27 日（原文如此）索邦大剧院典礼的座次与学生名单、Roty 奖章铭文「To Pasteur,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France and Humanity grateful」、1889 年 3 月巴斯德在鲁的里尔演讲现场、以及鲁在布达佩斯宣读血清疗法。 Institut Pasteur 官网《The history of the first rabies vaccination in 1885》页：狂犬病门诊的设立、Grancher 的作用、1888 年 11 月 14 日落成典礼与 Grancher 获授荣誉十字勋章并致辞。
- René Vallery-Radot《The Life of Pasteur》第 15 章：1892 年 12 月 27 日索邦大剧院七十岁纪念会、Roty 奖章铭文、巴斯德晚年病中仍每天到狂犬病门诊的记述。 The Conversation《Louis Pasteur's scientific discoveries in the 19th century revolutionized medicine...》：诺贝尔奖 1901 年首颁、不授予已故者、科赫 1905 年获奖的对照说明。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与图像：曲颈瓶实物（馆藏号 M0012521）、巴斯德用玻璃曲颈瓶（馆藏号 L0057230，著录年代 1860—1864）；伦敦科学博物馆藏巴斯德玻璃曲颈瓶（摄影者 Mrjohncummings，2013）。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与图像：巴斯德蚕病研究用显微镜（馆藏号 L0057261）、巴斯德用蚕茧串（馆藏号 L0057278，著录年代 1865—1870，庞吉斯克）、蚕软化病微生物图版（馆藏号 M0013315，官方题名 Magnification of Flachery，馆方著录为翻拍自 1926 年《巴斯德全集》第一卷第四册）。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与图像：炭疽杆菌显微拼版（馆藏号 M0013311，官方题名 Magnifications of anthrax bacillus，馆方著录为翻拍自 Robert Koch, Zur Untersuchung von pathogenen Organismen, Berlin, 1881）。
- 1884 年《Illustration》刊载的巴斯德犬笼实验插图，据 Paul Renouard 原作刻印；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扫描件存档。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与图像：罗伯特·科赫肖像（馆藏号 M0014855）；1927 年 Paul de Kruif《微生物猎人》（Mikrobenjäger, Orell Füssli, Zürich）所附科赫工作场景插图，公有领域扫描件存档。
- Joseph Meister 1885 年照片，Wikimedia Commons 公有领域；Commons 著录来源为 Gerald L. Geison, The Private Science of Louis Pasteu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42（据巴斯德实验室原始笔记与档案照片转引）。
- 《哈珀斯周报》（Harper's Weekly）29 卷第 1513 期（1885 年 12 月 19 日）第 836 页，页脚题铭「M. Pasteur. AN INOCULATION FOR HYDROPHOBIA.—From "L'Illustration."」；Bert Hansen Collection，纽约。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馆藏号 546231i）：Rabies vaccination in Pasteur's laboratory in Paris，石版画，F. Pirodon 制版，Laurent Gsell 原作，印工 E. Desjobert；页脚题铭「LA VACCINE DE LA RAGE AU LABORATOIRE DE M. PASTEUR」；图版尺寸 39.9×46.5 cm；许可 CC BY-NC 4.0。
- Musée Carnavalet／Paris Musées 藏巴斯德卡式照片，摄影者 Isidore Alphonse Chalot，馆方著录年代 1860—1890 年；卡片下缘印「ALOT Phot.」「Reproduction Interdite」「18, rue Vivienne, PARIS」；许可 CC0。
- 保罗·纳达尔（Paul Nadar）拍摄的巴斯德卡式肖像，著录年代 1886 年，卡片下缘手写题赠「à madame Jules Raulin … L. Pasteur」及红色印字地址「RUE D'ANJOU ST. Hte 51（HÔTEL PRIVÉ）」；公有领域。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馆藏号 V0028765）：Louis Pasteur, his family house in Arbois；同馆另藏同一河段的另一冲印本（馆藏号 L0001837），经边缘叠合比对确认为同一场景两次冲印，故只取前者。
- 1932 年 8 月 27 日巴黎巴斯德研究所墓室「希望之日」（Journée d'espérance）活动影像，题名含「tombeau de Pasteur (en présence de M. Justin Godart, ministre de la Santé)」；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Gallica，影像编号 166155，公有领域。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馆藏号 L0058252）：Bronze statue of Louis Pasteur, Europe，馆方著录年代 1870—1890 年；底座正面刻「PASTEUR」；许可 CC BY 4.0。
- Wellcome Collection 藏品著录（藏品编号 38592i，图像号 L0027358）：Pasteur inoculating a man with the rabies virus. Chromolithograph，Chocolat Carpentier 商业卡片，[1895?/1900]，尺寸 6.9 × 10.2 cm；四角印字 Chocolat Carpentier / Thé Royal / La médecine，背面印「La médecine. Pasteur inoculant la rage à l'Institut Pasteur」。编目说明原文：「Pasteur, seated on the left, is portrayed as inoculating the rabies virus into the stomach wall of a standing man… The scene seems to have only the veracity of allegory, as the first rabies inoculations appear to have been made by the medical doctor J.J. Grancher in the presence of Pasteur who, as a chemist and not a physician, was not considered qualified to perform them」。原作逾著作权保护期，公有领域。
- René Vallery-Radot, The Life of Pasteur（英文本，Mrs R. L. Devonshire 译，New York: Doubleday, Page & Co., 1920；Project Gutenberg 公版文本 60956，gutenberg.org/ebooks/60956）：本卷所述巴斯德生平年代与实验进程的主要二手权威来源；以下各段凡涉其生平节点（如 1865 年炭疽治疗、1868 年 10 月 19 日偏瘫、1870 年代炭疽兽医界之争、1864 年索邦演讲、1879 年蚯蚓传播炭疽芽孢、晚年狂犬病接种自述数字），除另注原始文献者外，均据此书。
- Louis Pasteur & Jules Joubert, 'Étude sur la maladie charbonneuse', Comptes Rendus Hebdomadaire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Sciences, tome 84, 1877, pp. 900–906（同题亦以 'Charbon et septicémie' 载 C.R. 85, 1877, pp. 101–115）：首次将炭疽杆菌连续传代培养，证明其为活的微生物所致。
- George Fleming, Rabies and hydrophobia: their history, nature, causes, symptoms, and prevention, London: Chapman & Hall, 1872（Internet Archive 公版藏本 ndl.iitkgp.ac.in/.../rabieshydrophobi00flem）：198 例疯狗咬伤者中灼烧处理 132 例死 41（31%）、未灼烧 66 例死 55（84%）之原始出处。
- Pottevin, 载《Annuaire de l'Institut Pasteur》1898 年度报告：20,166 例接种中 96 例死亡（死亡率 0.48%）；转引见 Dacheux L. & Bourhy H., 'Human rabies encephalitis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progress since Pasteur's discovery', 2015（巴斯德研究所藏本 pasteur.hal.science/pasteur-01491353）。
资料来源与凡例
所引材料分三级：一手文书（讲演稿、实验记录、同期报刊影印）、研究文献与机构著录、后世整理文字。第三级仅用以说明某种说法曾如何流传。
文中以方括号编号，文献集中著录于篇末。原件已佚、仅存转述者随文标识；史料互异处并列，不作裁定。
发酵、腐败与病原三事在巴斯德的工作中先后分出，按各自时点叙述。技术完成、实验验证、公开报告与机构设立分别系年，不合并为一个年份。
接下来读什么
· 卷一《络合氯技术溯源——天下络合出万金》——技术线与名称线双轨编年：从氯的来路、1984 年定名，到 2003 年通用名称判决。
· 卷二《手与水：塞麦尔维斯与约翰·雪——现代院感的两块基石（1840—2009）》——本卷卷七提到巴斯德 1879 年在巴黎展示链球菌的那一幕，正是卷二讲到的地方。
· 卷三《无菌外科：李斯特与外科消毒》——本卷第十七节反复强调的分工：外科消毒法的建立者是李斯特，病原学的建立者是巴斯德。
· 《天下络合出万金：络合氯技术溯源 · 完整版 · 十节》——走核验的路子：把今天的产品主张逐条对回可查文件。
· 《史海钩沉》专栏索引——已发表各卷。
· 万金消毒资料库——含氯消毒剂标准原文、器械消毒操作规范与本专栏全部卷次。